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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一生特别重视教育事业，历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必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致力于改变当地的士风和民风。他在朝廷主政期间，更是将教育变革列为朝政革新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力求从根本途径入手，全面改造宋代士阶层的素质，以达到新政的终极目的。范仲淹的所作所为，首先是由北宋政治和社会环境决定的，其次当然与他坚定的政治理念和不懈追求密切相关。
宋代帝王的建国决策和佑文措施，导致宋代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在宋代官场形成了兴办教育事业的热潮，这是范仲淹特别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大背景。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趋利忘义。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新五代史》卷34）北宋田况也感慨说：“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儒林公议》卷上）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士大夫少有气节。宋太祖朝士大夫，在五代时大多随时更变主子。如宰相范质，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入宋为相，宋太宗评说其“欠世宗一死”（《宋史·范质传》）。宋太祖朝名宦陶穀，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其为人“奔竞务进”、“多忌好名”，“（宋）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均见《宋史·陶穀传》）。甚至“更事四姓及契丹”的冯道在北宋初年去世时，“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新五代史·冯道传》）。时论颠倒如此，正是当时士风的真实体现。王夫之概括且斥责说：“冯道、赵凤、范质、陶穀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鹤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宋论》卷1）
赵宋代周而起，除了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便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兴办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依归，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馀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宋太祖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长编》卷7）。他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官员队伍结构和官员素质，甚至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长编》卷3）宋太宗自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长编》卷24）。帝王的重视和倡导，在两宋形成风气。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说：“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兴办学校，编辑教材，甚至成为宋代官员必做的“形象工程”，风气之盛，一至于斯！
宋代开国帝王注重读书和教育，相应地落实为大臣们仕途上的诸多言行实践，范仲淹在这方面有非常突出的成绩。无论是任京官或地方官，兴办教育永远是他投注精力最多的政务之一。对于兴建或扩建各地学校，范仲淹立足于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其《邠州建学记》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尝而乏哉？天地灵粹赋于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效矣。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谟，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贡群士，一由此出。”治理国家最大的需求是人才，有人才则“天下治”、“王室安”，学校教育是人才“所由出”，故兴办学校是为政的第一要义。《邠州建学记》作于范仲淹晚年，体现了他重视教育的一贯思想。早年范仲淹就有这样的论述：“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庆历新政即以此为重要内容之一：“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长编》卷143）经过学校系统教育培养，诸多有潜力资质的人才方能够脱颖而出。范仲淹由此论述说：“子未预于教也，弗学而志穷，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见其宝，汩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预于教也，克学而神晤，如金之在铸，如骥之方御，跃焉可成乎美器，腾焉可致乎夷路者也。”（《南京府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