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情绪波动、市值危机与倒逼型公司治理调整
摘要：在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媒体互动业态之下，东方甄选通过以“主播IP”为导向的直播方式，成功为新东方集团带来新生。但这类新媒体高曝光度业态也易于被新媒体舆情危机引发市值波动，迫使公司调整治理结构。基于新媒体情绪生成传播和公司治理双重视角，探究东方甄选“小作文”风波的动因与影响，以及在数字时代浪潮中，传媒格局和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基于新媒体情绪、投资者情绪与市值危机之间递进交叠的驱动模式，提出新媒体时代特有的倒逼型公司治理调整的逻辑框架。通过分析，以期深化数字时代情绪传播与公司治理之间的交织作用研究，为公司治理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领域提供新洞察。
关键词：新媒体；公司治理；网络舆论；投资者情绪；情绪传播
0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时代的新媒体互动业态也让公司治理手段发生新的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要实现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阔步迈进，不仅关乎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乃至文化生态的每一个角落。数字技术在进步的同时也给媒体与社交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尤其是公众舆论、公司治理等方面。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大潮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也重塑了公众舆论的形成机制，任何一则信息都有可能被迅速放大，成为影响市场走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中国散户众多的投资市场中，还会引起公司市值管理和股价波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深入探讨新媒体时代社交网络舆论如何影响股市，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及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显得尤为重要。东方甄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展示了在线事件如何迅速引发社会关注、影响企业形象，以及如何经由市值短期大幅波动迫使企业紧急调整公司治理体系，为研究提供了宝贵机遇。
1文献综述
媒体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监督方式，其生产、传播信息的能力及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新媒体依托数字技术，通过各种网络及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数字电视等设备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它由数字压缩和无线网络技术推动，能够超越时空上的跨度，实现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双方平权的交互式传播链条，具有多对多、散点式的传播特点。在这种沟通形式下，个人身份具有双重性，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是信息的传递着。这就模糊了信息源头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界定。
1.1投资者聚集平台的媒体公司治理
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能够迅速形成舆论压力。学者开始意识到媒体在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散户投资者无法在公司股东大会等渠道发表看法和行使权利，但可以通过互联网股市平台进行互相沟通及意见表达，在平等的沟通渠道中达成的信息共识，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投资者在网络股吧“用嘴投票”，对企业进行更多自愿性业绩预告有促进作用[1]。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在网络股吧、东方财富网等股票平台发布留言形成的网络舆论，对上市公司的定价增发[2]、IPO（首次公开募股）抑价[3]、内部控制质量[4]、现金股利政策[5]、高管高薪酬[6]等有一定的影响。将投资者交流平台作为传播媒介，可集中研究在散户投资者聚集平台形成的网络舆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果，而这主要通过“政府监管部门关注”和“公司积极回应”两种内外部监督并重的方式得以实现。
1.2多元化社交平台的媒体公司治理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不再仅局限于网络股吧、东方财富网等投资者聚集平台。随着抖音、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加入，协同情绪传播对资本市场的运作产生新的影响。传播学认为，情绪传播包含情绪性信息和由情绪触发的事实信息，它是一种能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同时引发生理和心理反应的交流过程。在网络中，个体的集体情绪通过持续分享与互动被放大和强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循环效应”，它不断推动情绪传播，形成社会舆论[7]。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的再中心化“再分发”模式，将信息传送到大众视野，经由完播率、复播率、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的大众行为反馈作为传播源，再次推送至范围更广的受众群体[8]。当内容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时，在算法的帮助下，相关情绪会在社交网络中快速传播，与其他公众情绪产生共鸣，引发情绪进一步形成循环。裹挟着情绪的信息内容在“情绪循环”作用下，形成大范围的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与行为，包括消费者决策[9]、网络民意[10]，甚至资本市场的投资选择[11]。当前，这种多元化、多平台社交媒介的交叉传播，扩大了信息流转的范围，加速了情绪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借由平台算法的逻辑，网络社交媒体为情绪与舆论提供了发酵的“温床”。
关于网络社交媒体的情绪舆论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