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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
诗圣”的令名，是经过八百年的沉淀而来被称为“诗圣”，其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一是指他精深的诗歌造诣、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
“诗圣”的得名，要到明朝才正式成名。明朝中期，武宗之时，白沙学派的盟主陈献章，在《随笔》之六中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陈献章在当时的明朝诗坛地位很高，他的评价，正式给杜甫以“诗圣”之尊，从此，“诗圣”杜甫算是正式称名。不过若论把杜甫尊为诗中圣人的观点，则早在唐宋间就有了。首先对杜甫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推许为最高地位的是唐代的元稹；他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曾道：“...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在这方面又推进一步的是宋代的秦观。他在《韩愈论》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杜子美之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吸取古人的长处，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有人说过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他力求诗句的表达效果达到最高境界。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之所以被称为“诗圣”“诗史”就是他能通过语言把民族矛盾以劳动人民的苦难表达出来。并且诗歌的艺术性很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云雷屯不已，艰难路更蹋”(《观水涨》)，“废邑狐狸语，空村虎豹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
由此可见，杜甫，“诗圣：令名的的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漫长的积淀，选择，最后被确认。杜甫，笃信儒学，把济世苍生作为自己的信条，孜孜不倦，终其一生。儒家信奉“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杜甫只信奉“兼济天下”。由于杜甫有着艰难困苦的仕途经历，一直活跃于社会的底层，在他的诗歌中，心系苍生之疾苦，朝廷之危难，直陈时弊，体察民情，即事名篇，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关于杜甫诗歌的特色和艺术成就，文学史上多有论述，我就不详细解说了。总之，杜甫，不愧为“诗圣”之令誉。
诗史
诗史是能反映某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它真实的记载了时代变迁与百姓的悲欢离合。汉末曹操、宋代陆游与南宋文天祥的诗都被称为诗史，但杜甫的诗歌则最有代表性。
唐代孟棨著的《本事诗·高逸》中写道：“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於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甫的诗中反映出了唐朝时期的军事要事。756年唐军陈陶斜大败，继而败于青坂时，他通过书写《悲陈陶》与《悲青坂》将此记录下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忧国的情怀。《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描绘了收复两京时的情形。著名的“三吏”与“三别”以诗人自身的角度记录下了安史之乱爆发时的民不聊生，表达出悲天悯人、饱含深切同情的感情。
杜甫的诗还能补全史书遗漏之处。《三绝句》中记录了渝州、开州杀刺史的情形，但这并没有史书记载。《忆昔》中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而杜甫则记录了安史之乱后混乱的情景。他站在了平民百姓的视角，将事件记录的更加丰满、不再片面，补足了史书遗漏的信息。
杜甫诗中表达出的情感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与战乱息息相关，表达了最真实的感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记录下了自己在探望家属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它不仅反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实况，还表达出“穷年忧黎元”、“惆怅再难述”的心情。因此，这类诗也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的、生动的生活画面，极具历史意义。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以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而出名。沉郁顿挫一词指的是诗歌表情达意抑扬跌宕，而“沉郁”指的是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与蕴藉，其诗以精练的字句表现广阔的意境，进而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深沉苍凉的感情。“顿挫”指的是语意的停顿、间歇与转折，也就是代表其诗语言、韵律曲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