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影响研究
摘要：为了更好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我国发布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数，然而鲜有学者探讨每股社会贡献值的驱动因素。因此，文章聚焦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以考察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每股社会贡献值，以及国有企业和CEO分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每股社会贡献值正相关，并且存在调节效应。我国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可以通过营商环境完善得到加强，尤其是对大型企业而言。同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CEO分离是促进国有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增加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关键。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4）07-013-02
关于我国营商环境对CSR的影响，以往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影响CSR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法律环境、政府干预和要素市场。具体而言，强有力的法律环境决定了CSR的内容和范围，可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其更积极地履行CSR（Han等，2020）。此外，与同行相比，市场发展增加了外部环境压力和同行对表现不佳企业的模仿压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些企业参与CSR活动（Sun等，2019）。同时，政府干预也会影响CSR，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非正式地要求企业在缺乏足够公共资金的情况下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或慈善项目做出贡献（Lin等，2015）。此外，对我国CSR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国有企业和CEO分离的分析。与非国有企业通常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参与CSR不同，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仍然保留着对政府的归属感（Long等，2020），这可能会使它们优先考虑国家的政治任务。同时，CEO双重性虽然可以强化中央指挥作用，但责任制会面临风险，董事无法有效监督高管可能出现的损害投资者价值的行为（Voinea等，2022），不利于CSR发展。综上所述，我国CSR研究不仅要考虑环境因素，还要考虑所有权和CEO。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将营商环境和控制变量与每股社会贡献值进行回归，接着引入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和CEO分离交互项这两个调节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将样本按企业规模分为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并按上述方法进行相同的回归。
三、研究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1。第（1）列报告了营商环境对CSR影响，第（2）和第（3）列报告了调节作用的结果，第（4）和第（5）列报告了大型企业营商环境对CSR影响以及调节效应结果，第（6）和第（7）列报告了小型企业营商环境对CSR影响以及调节效应结果。
如表1所示，在（1）列中，营商环境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结果为正向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的营商环境的完善对每股社会贡献值有积极影响。在（2）和（3）列中，两个交互项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结果为正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政治角色可以促使其积极配合国家完善营商环境的行动，改善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论点。同时，在CEO分离的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的监督有利于营商环境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积极影响。在（4）和（5）列中，营商环境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结果为正向影响，而调节效应没有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完善营商环境是进一步加强大型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更有效途径。在（6）和（7）列中，营商环境和每股社会贡献值的结果不显著，而调节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积极的公司治理是改善小型国有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最有效途径。
对于稳健性检验，使用员工总数来重新定义公司规模，使用ROE代替ROA，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本文探讨了营商环境、国有企业和CEO分离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完善营商环境可以改善每股社会贡献值；完善营商环境可以更好地改善国有企业的每股社会贡献值，而CEO分离可以加强这种关系；完善营商环境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大型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更有效途径，积极的公司治理是改善小型国有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的最有效途径。
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首先，研究表明，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地关注CEO分离在促进国有企业CSR方面的作用；其次，研究探讨了营商环境对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和CEO分离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并且还探讨了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CSR状况。这些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拓展了每股社会贡献值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的应用。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关注的是我国企业，但跨国公司在CSR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跨国公司的背景下进行。此外，一些学者认为每股社会贡献值并不完善，但本研究没有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善每股社会贡献值。
[1]VoineaCL，RaufF，NaveedK，etal.TheImpactofCEODualityandFinancialPerformanceonCSRDisclosure：EmpiricalEv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