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效率测度与问题剖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4）05-016-02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定位对标世界级湾区。然而，相较于其他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实力偏弱。科学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剖析主要问题，并提出破解思路，有助于打造我国首个世界级湾区，落实协同发展战略，实现多区域、多系统协同推进。
一、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测算
（一）协同发展效率测度方法——效率增值法
依据协同学理论，“协同”强调“1+12”的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简单相加之和的系统优化，其核心在于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可控制复杂系统的演化路径，实现无序至有序的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核即为依托协同作用促进各子区域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1+12”的系统优化。据此，采用Liuetal.（2019），刘莹等（2020）和廖斌等（2023）的效率增值法（Efficiency-addedMethod）来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该方法将各区域依托协同作用整合为一个大区域后系统运行效率高于（或低于）各子区域单独运行时的效率增值（或差值）部分来反应协同发展效率，即通过测度“1+1”和“2”之间的差值来反映跨区域协同发展所带来的效率变化，测度公式如下：
synij=[（θij-
ij）-（θi-
i）]+[（θij-
ij）-（θj-
=syni（j=1，2，…，n，i≠j）?（1）
（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的整体分析
（三）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的区域分析
表1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初步呈现以广州为中心的协同网络特征，其中广州—佛山的协同发展效率最高，表明广州的协同带动作用强，广佛同城化建设效果显著。协同发展强调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同运转，引导资本、劳动、信息和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跨区域优化配置，实现“1+12”的系统优化，受到地理邻近、制度壁垒等因素的多重影响。香港和澳门地区受限于制度壁垒，与其余地区协同发展效率难以迅速提升。广州和深圳作为两大中心城市，承担着连接港澳，辐射周边的重任，相对而言广州的协同带动作用更为凸显。
二、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问题剖析——“两非三化”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有待提升，网络稳定性有待增强，特进行以下深层问题剖析，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主要问题提炼为“两非三化”：“两非”即经济发展非充分、空间发展非均衡;“三化”即产业结构同质化、市场分割条块化、生态系统破碎化。
（一）“两非”阻碍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效率改进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非充分，打造世界级湾区的经济潜力亟待挖掘。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经济、面积等规模指标方面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相比规模相当，但在创新能力、人均产出等方面则相对较弱，经济潜力有待提升。在此经济非充分发展的情形下，各区域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便难以依托自身比较优势有序参与跨区域协同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效率改进造成一定阻碍。
（二）“三化”削弱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网络稳定性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协同性不足，存在同质化竞争。武文霞（2019）研究指出，深圳与惠州、东莞的制造业同构系数较高，与中山、珠海、佛山之间的产业结构也存在比较大的相似性，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产业体系则分别面临制造业空心化和过度依赖博彩业的单一化问题。由此可知，粤港澳大湾区尚未形成依托比较优势、差异化发展且联系紧密的产业体系，使得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韧性不足，影响协同网络稳定性。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分割条块化，存在制度壁垒和地理分割。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一个湾区、两个制度、三种货币，虽然政府采取了大量有力措施破除行政分割，但制度壁垒和地理分割仍然存在，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关键制约。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破碎化，生态空间拥挤。刘志涛等（2021）测度研究表明，高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给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cosystemServiceValue，ESV）明显下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急需解决的环境支撑短板，缺乏生态支撑将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网络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空间和稳定性明显减弱。
三、破解“两非三化”的有效之举——数字金融驱动“五维协同”
依托互联网、借助数字技术的数字金融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行政壁垒，助推跨区域资本积累与配置，为激发区域潜力，打造世界级湾区提供新思路。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机制、要素集聚机制、收入分配机制、空间溢出机制以及资本配置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经济协同—空间协同—产业协同—市场协同—生态协同”的五维协同，针对性破解“两非三化”难题，推动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