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宏观经济的演进与消费异质性的起源分析综述

20世纪70年末以来，全球宏观经经历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最终导致消费异质性的日益显现。本书认为异质性消费者的决策模式看似典型的非理性行为，但实质上并未违背经典的“理性人”假设。恰恰是因为充分的理性才导致了异质性行为特征。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具体来看：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快速发展，导致劳动者议价能力普遍减弱，全球化收益群体分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超发成为常态化操作，助推了全球范围内资本市场规模的迅速膨胀，并不断侵蚀实体经济。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凯恩斯主义下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货币主义的兴起，主要经济体管理当局宏观经济政策纷纷由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与之同时，自由主义思潮下金融自由化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资产泡沫越滚越大，将经济增长带入了债务驱动型模式中。四是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重大基础理论创新带来的增长红利截至20世纪末期已基本释放殆尽，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并未进入到应用阶段，导致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

图STYLEREF1\s1SEQ图\*ARABIC\s11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变化与消费异质性的起源

在上述变化中，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步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持久收入”，也改变了传统理论中的生命周期规划轨迹。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不仅受信贷约束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而且愈发明显受金融产品结构、一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兼容监管政策导向等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消费异质性与宏观经济的演进趋势相互作用、相互强化，最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收到了广泛的关注。

宽货币、低利率

1973年“布雷顿森林”解体以来，全球信用货币发展先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80年代“大缓和”、90年代的“大泡沫”三个阶段。新世纪以来，全球“宽货币、低利率”是信用货币发展史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与之相伴，新世纪以来的全球“宽货币、低利率”现象是150年货币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宽货币、低利率”是对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通俗描述，包含政策和市场两层内涵。从政策层面看，“宽货币、低利率”反映了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从市场层面看，“宽货币、低利率”反映了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利率水平较低的实际。新世纪以来的“宽货币、低利率”现象，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金融环境最为深刻的变化，表现出了与此前历次货币宽松环境完全不同的特征，包括政策利率下行到负值区间、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非常规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使用，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以“泰勒规则”为基础的价格型调控方式以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宽货币、低利率下催生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深刻改变了社会财富格局。

新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三波货币宽松、利率下行的进程。第一波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日本为应对泡沫经济破灭实行的“零利率”政策，零利率的实施完全用尽了以利率调控为工具的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空间，导致传统货币政策利率调控工具失效，之后日本央行把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从利率转向货币供给量，并直接购买国债或长期债券向金融市场投放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形成了区域性的“宽货币、低利率”环境。第二波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及2014年欧债危机时期，危机期间，美、欧先是大幅调降政策利率，美联储将政策利率推至“零利率”区间、欧央行政策利率也由4%快速下行至1%，在政策利率空间被极度压缩后，美、欧央行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日本央行在本身政策利率就已经处于“零利率”区间的背景下，加大量化宽松、“直升机撒钱”操作。在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后危机时期的低谷期后，2014年中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并与2015年开始加息，但2019年下半年美联储又宽松再起，再度降息并重启扩表购买金融资产。欧、日央行的政策利率水平则进入负值区间，量化宽松一直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使用、延续至今。这一时期形成了全球性“宽货币、低利率”环境。第三波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和蔓延，对全球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美联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紧急降息将政策利率推至“零区间”、启动无上限量化宽松，欧、日央行在政策利率水平已经处于负值期间、几乎没有利率操作空间的前期下，大力度加码量化宽松，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南非等国央行也跟进进行货币宽松。在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下，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的力度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