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猪八戒回老家成立了高老庄轮胎公司。因为要运输轮胎等货物到黑风洞市，猪八戒以公司名义从某平台联系了承运人牛魔王，运费2000元。牛魔王驾驶半挂车接货出发一天后，打电话给猪八戒，称从网上查询，有部分货物属于危险化学品，其不愿运输，除非再给6000元。猪八戒向牛魔王保证货物中不含任何危化品，有问题其会负责，但牛魔王不听，卸货至离黑风洞市约100公里的某仓库，还将卸货视频发给猪八戒，称卸货和仓储费由猪八戒承担。考虑到违约金较高，猪八戒不得不支付9000元，包括运费8000元、卸货和仓储费1000元，牛魔王才装货运输，导致到达时间比约定时间迟2日，猪八戒被迫支付20000元违约金。
问题：试问牛魔王的行为性质。
分析：有的观点认为，牛魔王与高老庄轮胎公司签订运输合同，随意找理由要求增加运费，属于破坏合同的行为；牛魔王并未隐瞒真实身份，公司及猪八戒可以根据民法相关规定（如《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和合同，撤销更改后的约定，主张牛魔王返还额外支付的7000元和违约导致的20000元损失，没有任何障碍；因此牛魔王就算违法，违反的也是民法，不属于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
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民法中的胁迫并不能排除刑法或行政法中的敲诈勒索，而后者基本都是在前者范围之内，大约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区分。笔者的意见区分核心有两点，一是有否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直接、紧迫威胁，肯定的情形通常可以考虑作为违法犯罪处理，否定的情形则相反。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故仅以名誉、荣誉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不得不作出签订合同等意思表示的，通常不作为违法犯罪处理，当然以公开隐私甚至阴私则可能，直接以这些行为处理即可。再如要挟对方立遗嘱，遗嘱通常不会很快被履行，所以一般不构成直接、紧迫威胁，由民法调整就够了，不宜作为违法犯罪处理，有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情形的直接以这些行为处理即可。假设本案变化一下，牛魔王在货物装到半挂车上之前就坐地起价，猪八戒因害怕短期内找不到其他人运输，导致承担违约责任，就不能认为构成敲诈勒索，因为此时威胁不够直接、急迫，猪八戒也可能能力或经验不足，换个老板可能就能找到其他人运输或其他解决办法，所以只能以民法调整。
另一点是胁迫是否系主动，胁迫人对被胁迫人是否具有义务或责任，或胁迫人是否有一定合理性。某甲突发急病，请求路人乙把自己送到医院，乙开价10万元，甲不得不通过手机转账10万元，不能认为乙因此构成违法犯罪，因为甲发病并非乙导致的，乙对甲也没有义务或责任；若乙是警务或医护人员，就可能构成，因为他可能具有帮助、救治义务或职责。本案牛魔王因合同关系，对公司有履约责任，却主动要求加价，其理由也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因此宜以敲诈勒索处理。
还有的人认为牛魔王实际上是胁迫公司及猪八戒变更交易内容，构成强迫交易。强迫交易中，胁迫是达成交易的原因，必然是胁迫在前，交易在后。在履行过程中以不履行或不依约履行为胁迫抬价，认为系强迫交易的观点会造成无意义地扩大该案由的适用范围，模糊该案由的含义，人为造成法律适用难题，也缺乏具体规定支持，并不可取。
另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角度看，牛魔王们往往因为长期从事货运，熟知委托人往往害怕承担违约责任，不得不屈服胁迫、支付加价，这些行为可能伤害企业和民众对货运行业的信心，对该行业长远发展也不利，甚至还一定程度损害了营商环境。遇到该行为，理智的委托人几乎都会先满足牛魔王们的不法要求，先降低损失再想办法，加上民事诉讼往往耗时耗力，如果认为该行为只能由民法调整，就可能纵容这种现象。民法更适合调整双方立场均（至少看上去）有一定道理的情况，任意侵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的，就可能需要公权力介入，这也是行政法和刑法存在的理由。司法实践中相似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处两个月拘役，并被责令退赔损失，被告人应该不止作案这一次，只不过司法机关未掌握而已。当然，也有公安机关认为属于经济纠纷而不受理，受害人只能通过网络等途径反映情况或求助的情形。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社会效果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