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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早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康涅狄格州就出现了用协商交易快速结案，来应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带来的犯罪率大幅上升，案多人少积压严重的情况。经过在各州的司法实践，最终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Bradyv.U.S.案件中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并在1974年4月正式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刘根菊.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之研讨[J].政法论坛,2000(04):75-82.。法经济学家波纳斯（1992）开拓性提出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活动，在司法资源稀缺的社会里应当尽量避免浪费。相比诉讼用谈判来解决争端更能节省成本，由此才产生了美国辩诉交易。兰德斯（2005）认为辩诉交易以低成本的特点成为控辩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的理性选择。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2002）在“最优威慑理论”中阐述了国家威慑犯罪具有成本，最有效益地遏制犯罪并非是采取最严厉的刑罚才能达到，存在一个社会最优威慑水平，刑罚效益达到最大。科斯（2009）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人的决策行为在制度框架下如何被约束，微观层面上法律会引导个人的决策，立法者希望个体在法律框架的引导下实现效益最大化。社会层面上希望消耗最低的法律资源成本，达到最高的法律社会效果。

刘根菊.确立中国式辩诉交易程序之研讨[J].政法论坛,2000(04):75-82.

国内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上，早期学者多为研究辩诉交易制度以寻求法律移植的可能性。陈光中（2003）结合中国具体的司法土壤客观分析了辩诉交易制度的优势和弊端，提出了将该制度法律移植到国内的相关见解。叶才勇（2006）用博弈论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控辩双方和被害人在利益驱动和讨价还价中作出的合作决策，提出在合理的规范约束下辩诉交易可以降低司法投入、保障被害人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刘雪芹、李林凡（2018）用博弈论、机会成本和财富最大化的理论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联系中国司法环境讨论将移植制度本土化的重要性和潜在障碍。随着认罪认罚从宽这项被认为是“中国辩诉交易制度”出现后，开始涌现出学者基于本土的司法实践对该制度进行研究，但在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相较有着丰富实践的英美辩诉交易还是略显单薄。黄耀耀、陶涛（2017）构建了司法机关和嫌疑人的博弈模型，研究均衡条件，并结合证据对双方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嫌疑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分析提出相应完善举措。姜保忠、来宇（2021）使用边际效益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别对被追诉人、检察机关和被害人进行经济学分析，为传统的法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得出了制度的适用可以增加社会效益的结论。

经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本土对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法经济学研究相比有着丰富发展积淀的辩诉交易制度来说较为稀少，虽然早有外国法经济学者建立了如“理性犯罪人”的犯罪与刑罚模型，但很少能有将该模型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其价值的。将认罪认罚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并对其进行评估，为刑事司法制度提出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丰富和完善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对其进行适用更为广泛的检验。从微观角度看，通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调整制度来提高认罪认罚率。从社会角度对这一制度产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并对净收益进行测算，找到最优的从宽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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