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现代治理先行示范区的理论建议
本刊将唐明良的发言以专题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本刊：努力打造省域现代治理先行示范区的理论建议。
唐明良：第一，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省域治理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在省域治理中坚持党的领导，关键是完善党委统筹推进省域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从逻辑上讲主要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党委自身依法执政，党委直接领导重大工作中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党委在领导、支持人大、政府、政协等开展治理领域工作时的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建设；三是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尤其是省委对市县、部门工作的统筹领导体制机制建设。
以党委依法执政以及领导重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方面为例，需要进一步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健全党委议事决策等方面的工作制度，加强对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杜绝“三拍”决策。加强党委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并健全其工作职责、议事协调规则、工作流程和监督落实机制等方面的工作制度，明确领导分工和办事机构，清晰厘定议事协调机构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强化党委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
第二，高水平建成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
在理念上，应当突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诉求是治理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始终是现代政府建设的两大核心价值取向，而在风险社会和智能时代，治理的有效性比之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政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整体政府的理论，在公共管理学上已有不少讨论，并被认为是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趋势，在整体政府倡导者来看，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内部功能性部门间过度分化和隔离所致，因此，需要建立打破部门分割、实行流程再造的整体性政府。在中国和省域治理的语境下，就是要通过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打通和整合党政机关各项职能，使群众和企业办事从“找部门”转变为“找政府”，使党政机关服务方式从“碎片化”转变为“一体化”，实现各机关部门协同高效运作。通过对党政机关整体进行数字赋能等变革，实现职责分工有序、整体运转高效，提升工作效率；突破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使省市县一体、部门间协作、政银企社联动，从理念落地为一套可运转的高效机制。
在方法上，应当突出“制度+技术”在政府治理各领域的全方位互动和红利迸发。未来，数字化、智慧化技术的应用，在政府治理各领域必将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需要我们更好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快形成即时感知、科学决策、主动服务、高效运行、智能监管的新型治理形态、治理模式，推动决策更加科学、治理更加精准、服务更加高效。与此同时，技术带来的治理革新，不仅仅是技术和工具意义上的支撑，更深刻的还在于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对整个施政理念、机制、工具、手段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实现政府治理的全方位协同高效。因此，智治，是从“事”到“制”和“治”“智”的转变，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更关键的还在于“制度+技术”的良性互动和“一加一大于二”的红利迸发。技术的应用场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加以保障、推进，同时，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算法透明性、公平正义性，隐私权保护，数权归属，知识产权等问题又需要通过制度来进行平衡、引领，尤其需要我们探索透明化、可问责的算法监管、隐私影响评估等政策设计，真正实现利益均衡和从“事”到“制”和“治”“智”的转变。
在体制上，应当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完善治理机制和责任体系。从“事”到“制”和“治”“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验到规范的跃迁，因此，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萃取有效经验和最佳实践，方能高质量实现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跃迁过程。需要进一步理顺市、县、乡三级在社会治理中的权责关系，构建“全省一盘棋、市级抓统筹、县级负主责、基层强执行”的纵向治理架构；充分发挥“基层治理四平台”统筹功能，构建“县乡一体、条抓块统”的基层管理模式，落实乡镇（街道）对辖区需部门协同解决事项的协调权和督办权。需要进一步构筑职责清晰、统分结合、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机制，深化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乡镇（街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上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加大基层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整合力度，加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建设，完善“就近能办”的保障机制。
第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政治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聚焦防范之“密”和打击之“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面落实好国家安全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