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门槛下的城市人口控制技术研究
门槛理论(thresholdtheory)自1963年波兰著名的城市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B.马利士(B.Malisz)创立以来，得到广泛地推广应用。80年代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城市病”，门槛理论在适度城市规模领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我国对于该理论的重视是在上世纪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等纷纷出现了“城市病”后，开始把通过城市门槛来作为控制城市化中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节奏和规模的一个重要技术来加以研究。
1城市迁移中的门槛原理
经济门槛的本质是一种管理者的设租行为，“门槛”在许多地方广泛存在，多为各级政府为在辖域内实现某种调控目的而发布的某项政策。
经济门槛存在的先决条件是该项资源的稀缺，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在资源稀缺的基础上，管理者如果不建立门槛则将导致需求方对该资源的恶性竞争与低效运用，并导致公共成本的上升，最终在经济学意义上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门槛理论下的门槛有本两种：一是政治门槛，二是经济门槛，前者通过法律和行政规章直接调节，后者则通过经济手段间接调节。对于门槛设立者而言，经济门槛本身就是一种盈利模式，它将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减少的同时给门槛设立者自己带来福利增加。
在农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现有的城市资源决定了城市最优的城市居民数量。在城市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进入门槛存在将导致大量不可度量的农民蜂拥进入城市。在城市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迅速进入城市的后果就是印度、巴西等国“城市病”的必然产生。
我国传统控制城市人口的技术是采用法律或者规章制度规定那些人可以居住在城市里，而其他农民等则只能居住生活在农村。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使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食品配给制度等把农民限定在农村，把市民圈定在城市。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允许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城市才开始松动，到80年代后期农民还可能通过购买城市户口方式落户城市，1998年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并居住一定年限者准予落户”则为农民迁移进入城市提供了多种途径。
在市民化的直接门槛控制下，供给一定，不考虑需求，供给不与需求均衡只与国民计划相交。在市民化的间接的经济门槛控制下，城市的有效供给对应着有效需求，但由于供给的滞后性导致城市资源长期成为稀缺资源，而收入的自然增长促使对城市资源有效需求不断提升。
体现在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具体问题上，农民收入的逐年积累将改变他们的需求曲线，能有条件进入城市的农民人数就越多，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而随着符合条件的农民人数增多，要么就是城市管理者通过加大资源配置来容纳新符合城市要求的农民，要么就必须提高城市进入门槛，阻止农民进一步挤占城市有限的资源。但无论哪种方式，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新的城市进入者必将消耗掉一定的城市资源，而这些资源是城市管理者以公共成本的形式提供给城市市民的，出于对价和城市资源有限性的考虑，城市进入门槛必然要被设置，并进而成为一种城市管理者设租（经济门槛）收益，用以弥补公共成本多支出、城市公共资源多配置以及新的城市资源挖掘。这种情况一直将延续到城市资源基本配置充足，城市化高度完成以后。
2农民市民化经济门槛的设置原理
理论上讲，政府在经济门槛设立的时候先根据城市的目前规模、计划建设最终规模、计划年限等确定好在一定年限内每年计划新增加的农民转移成市民人数规模，然后确定出该规模农民对应的收入水平，以该收入水平上农民能够并愿意承受的刚性成本作为农民向城镇迁移的经济门槛。即：
其中N为每年计划新增加的市民，M0现有的城市规模，M1城市远景规模，Q0是潜在的城市进入者总的数量，t为从现有规模到远景规模计划所用的时间年限。在每年新增加的市民确定以后，根据统计局调查队的资料确定农民潜在进入者的收入分布函数。现假设农民潜在进入者的收入水平服从正态分布(t分布或者γ分布等的偏态分布原理是一样的)，可以按照收入水平开展积分。
3农民市民化门槛的确定——以扬州为例
在下面的研究中，为更严谨地区分农民向城镇迁移人口，引进市民和市民化概念。本研究中农民和市民分别指的是户籍上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市民化是指如何实现户籍上从农民转化为市民，即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农民向城市迁移指的是向包括小城镇在内的各类城市迁移，其中向大中小城市迁移可能伴随着户籍上的非农变更，而向镇迁移则基本没有这样的户籍变更，迁移并不必然是市民化。
3.1扬州城市化的基本情况
扬州市是江苏苏中地区的一个三线城市，现辖3个区、l个县和2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6634平方公里。2018年底扬州共有户籍人口为460万人，而常住人口为453万人。说明常住人口流出和常住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