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药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困扰了全球有害生物的有效控制，同时又推动了农药产品的更新换代。
近年来，我国抗药性发展迅猛，水稻田除草剂的抗性问题尤为突出。传统产品在应对抗性杂草时往往力不从心，新药剂的筛选迫在眉睫。
然而，采用全新作用机理的除草剂来应对抗性杂草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因为开发全新作用机理的除草剂有效成分非常艰难。在除草剂行业过去20年的发展中，没有发现新作用机理的化合物；在未来的10年里，也难有新作用机理的除草剂上市。
研究认为，靶标差异化品种的筛选是水稻田抗药性杂草防除的重要环节，综合治理是防控抗性杂草的良策。
在迫切需要解决水稻田ALS抑制剂类除草剂高水平抗性的形势下，研究人员不仅长期坚持抗药性的系统监测，同时也筛选了大量的药剂。ACCase抑制剂类除草剂、HPPD抑制剂类除草剂、PPO抑制剂类除草剂、合成生长素类除草剂等都成为“过筛”对象，并产生了多个优秀药剂，像氰氟草酯、噁唑酰草胺、氯氟吡啶酯、丙炔氟草胺、呋喃磺草酮等，它们将在水稻田应对抗性杂草防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8月6日，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刘都才研究员在江苏省农药协会、《现代农药》《农药快讯》联合主办的“2017农药热点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作了题为“水稻田抗性杂草发生现状与防治药剂评价”的精彩报告。报告内容源自大量的室内外试验和丰富的生产实践，含金量很高，对企业的产品开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刘研究员的报告也因此赢得了与会代表经久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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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抗药性杂草的发生进入暴发期
由于长期、大量使用除草剂，除草剂的抗性问题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挑战。抗性不是是否会发生，而是一定会发生，关键是何时发生。全球只要有作物生长的地方，都有杂草抗性记录。
全球各类除草剂，如三嗪类、激素类（或合成生长素类）、ALS（乙酰乳酸合成酶）抑制剂类、联吡啶类、二硝基苯胺类、ACCase（乙酰辅酶A羧化酶）抑制剂类、取代脲和酰胺类、有机磷类、PPO（原卟啉原氧化酶）抑制剂类除草剂都有抗性记录，其中，ALS抑制剂类除草剂的抗药性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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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3月，在全球65个国家、86种作物田，已有249种杂草（144种阔叶杂草和105种单子叶杂草）的467个生物型，对25类已知化学除草剂中的22类的160种除草剂产生了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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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前，我国很少有杂草抗药性案例的相关报道；但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抗药性报道；2010年起，我国的杂草抗性呈直线上升的态势；2010—2015年，是我国抗药性杂草飞速发展的阶段；2015年后，描绘杂草抗药性的曲线更是“一骑绝尘”，似乎不再回头。
在全球抗药性发展最强的国家中，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位列前三甲。而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抗药性杂草问题最大的国家是中国，而不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很多专家评价认为，我国抗药性杂草的发生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或称“暴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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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我国已有35种杂草（21种双子叶，14种单子叶）的55个生物型对10类32种化学除草剂产生了抗药性。尤其到了2010年之后，我国抗药性杂草的发展明显加速。
在这10类除草剂中，对ALS抑制剂类除草剂产生抗性的生物型最多，超过了20个，这与磺酰脲类除草剂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ACCase抑制剂类除草剂位居第二，约有10个生物型对该类除草剂产生了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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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12种主要的抗药性杂草（播娘蒿、日本看麦娘、荠菜、稗草、反枝苋、菵草、看麦娘、野燕麦、麦家公、猪殃殃、雨久花、牛筋草等），主要集中在小麦和水稻两大作物上。江苏、安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麦轮作区，是抗药性危害的重灾区，种类最多，分布最广。
2水稻田高抗性风险的除草剂大量使用
2013年，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的领导下，我国开始对双季稻区水稻田抗药性杂草进行监测。监测点分布于全国7个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宁夏、黑龙江）30多个县。通过这些监测，对水稻田杂草抗药性有了初步了解。抗药性监测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它是解决杂草抗药性问题的必备手段。
目前，我国参与抗性监测的单位不仅有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各省市植保站、科研院校等，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盟到抗性杂草监测的队伍中。像青岛清原农冠抗性杂草防治有限公司，每年从全国各地采回约3吨稗草种子进行监测，公司拥有2,500多平方米的温室，在全国罕见。刘研究员认为，在抗药性监测方面，企业的力量未来一定要比政府部门和科研教学单位的力量更强，因为这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
我国抗药性杂草监测，主要针对稗草，兼顾阔叶杂草和莎草。在2013—2017年的5年间，针对稗草对二氯喹啉酸和五氟磺草胺的抗药性，共采集了1,128个样本。抗性监测结果表明，这些样本中既有单抗，又有多抗。其中，对二氯喹啉酸敏感的稗草只有5.8%，对二氯喹啉酸产生高水平抗性的稗草达47.8%；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