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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位于西南地区的古蜀文明，不仅是其中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且族群支系众多，地域相当辽阔。对此，《华阳国志·蜀志》曾有描述：“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其范围，东与巴国大致相邻于涪江流域一线，西边囊括了川西高原一部分，北边以秦岭为秦蜀边界，南边则已抵达后世中越边境。由此可见，蜀的疆域非常辽阔，几乎占据了古代所谓“华阳”亦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范围的大半。
不仅如此，古蜀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例如，仅在约当商周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就出土了号称世界上同期遗址中最为密集的象牙、数量最为丰富的金器和玉器。而青铜器仅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就有九百多件（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下引三星堆资料均出自此书，不再注明）。这些出土器物特点鲜明，如金沙遗址极为精美、动感十足的太阳神鸟金箔，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而三星堆长达143cm的金杖，杖身纹饰包括头戴王冠的人像，和钩喙鱼鹰背负戳入鱼身之羽箭展翅飞翔的图案。据研究，戴冠者正是蜀王鱼凫氏的形象，而金杖应是其王权象征。古代中国素来以鼎为王权标志，三星堆金杖无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上古东亚大陆区域文明的独特景观。再以青铜器为例，商周王朝最重要的器类为鼎簋等及其组合成的礼器，这些神圣而系统的重器与三星堆铜器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青铜人神塑像群，再度形成鲜明对比。三星堆数量众多、规格类型不一的神人造像群堪称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空白，也充分展示了古蜀作为上古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的鲜明个性、风格。
太阳神鸟
上述遗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造型美、工艺精，为研究古蜀王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风俗习尚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资料，反映了古蜀王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财富聚敛高度集中的情形。
对于拥有如此靓丽灿烂且特色鲜明的古蜀文明，人们自然会追问蜀文化及其创造主体——蜀国族群的源流，亦即古蜀文明的“来龙”和“去脉”。对此，尤其是后者，学界的探讨似乎还不多，以下谨就此作一初步的讨论。
一古蜀国族群的来源
《蜀王本纪》载：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本或作灌）、鱼凫、蒲泽（据《文选·蜀都赋》刘注引补）、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传为西汉扬雄撰《蜀王本纪》，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黄冈王氏木刻本。按，下引《蜀王本纪》均采用此辑本，不再注明)
根据以上简括，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前，蜀地经历了蚕丛、柏濩（柏灌）、鱼凫、蒲泽（杜宇）、开明五个王朝。证诸史料，这是先秦五个大致相继王蜀的政权。但此种排列易使人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即先秦本是邦国林立的文明初期，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大一统局面到来之前，地处西南一隅的这五个政权，实际只是蜀地的五个区域性共主，既有雄长蜀地的相继关系，复有在共主状态下长期并存之史实。《蜀王本纪》追述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意在表明此地与中原的文化差异；接着盛称“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更是想要强调本地历史文化源流悠久独特，明显带有夸张口吻。但是，说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族群与华夏渊源有别，则近于史实。根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蜀地本土文献记载和传说，蚕丛、柏灌应属古蜀土著族群。如上述五朝中排序第一的蚕丛氏，文献反映是从岷江上游辗转徙居川西平原者，源自更古老的蜀山氏，在蜀地最早称王，可能是最早进入文明的族群。故《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并且指出蚕丛氏举国实行“石棺、石椁”的葬俗。循此线索，正好近世在岷江上游传说与发明蚕桑业有关的“西陵氏”“蜀山氏”故地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以及川西高原其他一些地方，发现了大批石棺葬，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及西汉末。不仅如此，蚕丛纵目的传说，亦因三星堆出土的三件大型纵目青铜头像初获印证。
鱼凫氏，据研究是以鸬鹚为神圣标志的族群。鸬鹚本为该族先民驯养捕鱼的一种带鹰钩嘴的水禽，俗名鱼凫。文献和出土资料反映，鱼凫氏当是源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渔猎民族。约当此期的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长江中上游遗址，所出形似鱼凫的鹰钩嘴鸟头形陶器柄等大量器物，与川渝鄂境内沿长江水系分布的大量鱼凫(鱼符、鱼复)地名，包括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遗址温江鱼凫城，表明鱼凫族确实存在从长江中游向成都平原逐渐迁徙推进的悠久历程（参见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1987；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