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小说中的“域外形象”探析
徐则臣是“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其长篇小说《北上》于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徐则臣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不断开拓创作领域，其笔下新类型、新题材的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域外”系列小说就是近年来引发关注的作品。“域外\小说包括《古斯特城堡》《玛雅人面具》《去波恩》《瓦尔帕莱索》等10个短篇，叙事空间均设置在国外，以中国作家“我\的游历为线索，讲述了形态各异的“域外\故事。值得重视的是，该系列小说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域外”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丰富了徐则臣小说的人物画廊，对探析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通过批评的披沙拣金的筛选及其历史化”的研究过程。
一、“域外形象”的主要类型
徐则臣“域外\小说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形象的“域外\特征使他们显然有别于徐则臣其他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异质\的性格元素，从而具有了在不同文化中审视的意义。从整体上看，“域外”底层形象、“异域\的好客者这两类形象在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域外”底层形象
“域外\底层形象指的是“域外形象”中生活在社会边缘、生活窘迫的人物。这些人物往往存在于小说众多非主要人物之中，但是他们的性格特征鲜明，形象丰满，使故事充满了复杂性，不仅表现了真实的“域外\世界，也深化了小说主题。
“域外\底层形象出现在“域外”系列的多个小说中。《古斯特城堡》中的缅甸难民一家三人在美国艰难求生，生活凄惨，只能靠他人接济勉强度日。他们居无定所，缺失基本生活保障，反映出底层移民的生存危机。《玛雅人面具》中的胡安，作为一名面具工匠，他虽掌握着玛雅文明的传统技艺，但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自身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胡安带“我\见识了鲜见的“倾圮的金字塔废墟”，他与“我”父亲口中二叔的身世高度重合，这种重合暗示着文化传承者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困顿。《蒙面》中那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着底层人对生活的谨慎和敏感，能迅速意识到生活中的危险并迅速逃离。《手稿、猴子，或行季箱奇谭》中的“瘦下属\是一位五十多岁的机场工作人员，在生活的压力和道德的约束之间挣扎，但又不失善良和真诚。“瘦下属”的儿子从事搬运行李箱和货物的工作，在底层工作环境中仍然抱有强烈的精神追求。《瓦尔帕莱索》中的吉卜赛女人生活漂泊困苦，在瓦尔帕莱索的街头巷尾穿梭，通过在街头跳舞、卖艺或占卜等方式赚取钱财维持生存。《紫晶洞》中的齐桑，在做矿山翻译之前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内心充满失望和痛苦，表现出底层人物所遭受的内心的创伤。《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的老冯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与家人分离，亲情淡漠，内心充满孤独、愧疚和迷茫，在精神上处于一种漂泊无依的状态。这些底层形象在“域外”系列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构成了一类人物形象。
（二）“异域”的好客者
除了生活窘迫的底层人物，徐则臣笔下的“好客者”也是“域外形象”的一种。这类形象突出表现了部分“域外形象”共有的一种性格特征，并彰显了文化对于当地人的影响。
在小说中，“异域”的好客者多是与“我”交流的人物，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展示出热情好客的性格特征。譬如《瓦尔帕莱索》中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主动与“我\和老宋交流互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展现出吉卜赛民族热情、直爽的性格特点。她们不仅向“我\传递了吉卜赛人对命运和未来的独特理解，也让“我”更深入地感受到瓦尔帕莱索多元文化的魅力。这种文化展示是表现她们热情好客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是她们与外来者交流互动的重要途径。《去波恩》中安雅的形象也令读者印象深刻。安雅对“我”展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德国的文化和生活。她的热情友好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温暖和亲切，缓解了“我”初到波恩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的恰马尔是一位印度作家，在一次文学活动上与“我”结识。因为他去过北京两次，所以见到来自北京的“我”，便生出他乡遇故知之感，逮着空就跟“我”聊天。《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的K大写作中心工作人员，他们对来驻校交流的作家十分关照，还邀请老冯参加欢迎晚宴来帮助“我\纾解乡愁，展现出热情好客的一面。此外，《斯维斯拉奇河在天上流淌》中肖洛霍夫咖啡馆的老板娘、《紫晶洞》中的矿主等也是热情好客的人物形象代表。
“域外\底层形象与\异域\的好客者从不同的维度展现了“域外形象\的特征。“域外”底层形象往往是沉默的，他们处在社会边缘，安静地展现着小人物的生命状态。而“异域”的好客者往往是“发言者”，他们体现了地域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在小说中，徐则臣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这些“域外形象”，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存在一种整体性判断。2]
二、形象的塑造方式
徐则臣“域外”系列小说中的形象塑造方式是多样的，不同的人物类型采用不同的方式。由于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