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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全才全能，恰好证明他读书的成功。
苏轼的爷爷苏序信奉“耕读传家”，并以此教育子弟。
苏轼的叔父苏涣是家族中第一个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人。庆历七年（1047年），苏涣回家丁忧，向苏轼兄弟介绍自己的读书、作文方法：“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苏涣说自己读书、作文，有明确的任务和完成量，不完成不罢休，持之以恒的努力，确实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苏涣说，你们的才能比不上别人，就姑且学我，这样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苏轼父亲苏洵的读书经历，对人们的启发更为巨大。
一开始，苏洵好像是以调皮捣蛋、不爱读书、荒废青春的典型人物出现的。《三字经》里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蹉跎岁月直到二十七岁（苏洵自谓二十五岁），反面典型终于得以扭转。苏洵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读书成功的典型。
影响苏洵的，除了哥哥苏涣，还有眉山的风气。苏洵说，他的一个亲戚石昌言考中进士，他与一群小孩子在石昌言的身边玩，石昌言的成功，使得苏洵开始感觉到读书的重要性了。
数次科举考试失败，并不能说明读书成功与否，却改变了苏洵的读书方向。他烧掉自己以前的场屋时文，焚稿断痴情。兀然端坐，终日读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及其他圣贤之文，一读七八年。苏洵说：“有田一百亩，足以养活父母，无衣食之忧就足够了。只要有几千卷好书可读，并亲手辑而校之，把它作为遗产传之子孙，这是最大的满足。“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他教育孩子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根据儒家规范，“治身”就是诚意、正心、修身，“治人”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读书目的论和价值观，这种观念曾以其崇高性和严肃性唤起过千百万读书人发奋用功，当然也深深地激励了苏轼兄弟，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学习动力。
程夫人也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苏辙饱含深情地回忆，母亲程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洵夫妇以读书志趣，培养子女。
读书读什么？当然是先贤们留下的经典。苏轼说过一句话：“君子之所贵，必其可传、可继者也。是以谓之经。经者，常也。君子苟常之为贵……”经典，要变成生活中经常的指导原则。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日常爱说一个词“经常”，可以从苏轼那里找到解读。
程夫人在辅导苏轼读《汉书》范滂的故事，是一个经典教子的桥段。它的结尾是：
苏轼问：“母亲，如果以后我做了范滂，您同意吗？”
程夫人答：“你可以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人的品德塑造，既要有好的材料，也要有好的环境，还要有好的人。
注重历史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养成，这是苏洵的家风。苏轼兄弟受此熏陶，“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之变”。苏辙也说，他少时以父兄为师，“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
穷尽经典，更要心系天下。苏洵庆历中有两年在外游学，于庆历七年（1047）三月回到眉山，给苏轼兄弟谈到了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一场改革运动。他们呼吁革除陈弊，挽救国家危机，实行变法；而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辈则大声疾呼，倡导文学革新运动，同专权者进行斗争。专权者将改革派斥为“朋党”而加以残酷打击。于是忠义耿介之士不避刀斧，纷纷拍案而起，其中有一个国子监教授石介写了一本《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等人，该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轼急切地想要得到那本书，认识那些人。因为涉及当时政治，大人觉得苏轼小小年纪，不该过早知道。
苏轼说：“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不敢知道他们；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他们呢？现在你不愿意告诉我，等我长大后也会知道呢！”
大人语塞，便将那本《庆历圣德诗》递给苏轼，对他说：你现在可以知道他们了。
读书穷万物之理，使人变成具有大智慧的人；读书能够关照现实，现实中的种种困局用历史经验来打量，也就有了种种解决的办法；并且对学问的依赖也就从中产生，觉得持之以恒不再是困难而是乐趣了。苏轼曾在一首诗中说，小的时候温习功课，连走到园子中看向日葵追逐太阳的时间都忘了。
苏轼读书，渐渐“奋厉有当世志”。他后来在诗中常常动情地回忆那一段读书时的志向养成经历，说自己“早岁便怀齐物志”“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九夷为藩篱，四海环我堂”。
书是苏轼一生中最好、从未割舍、从未背叛过的朋友，陪着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你看他一边骑在牛背上读书：“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苏轼放牛，又有书读，牛在成都平原上吃草忘了背上有人在读书，读书的人忘了胯下还有牛在吃草。
读书读到一定阶段，就会特别服膺那些具有大智慧的古人。读罢《庄子》，苏轼长叹一声，说：“以往有些想法在内心有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