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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我国历朝历代的货币,就是一部鲜活的社会发展史。
从先秦到晚清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铜钱,特别是圆形方孔的铜钱一直是流行于我国社会的一种主要的货币形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国社会曾流行过多种材质和形制的货币,有布的、金的、银的、铜的、铁的、纸的,有饼形的、刀形的、钅傅(铲子)形的、圆形方孔的、圆形圆孔的、圆形实心的。可是其他材质和形制的货币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圆形方孔的铜钱却是独领风骚,成为一种长期流行的主要的货币形式。
从现象上看,圆形方孔铜钱是凭借了秦始皇的权力,才取得了独尊天下的地位。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全国的措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具体规定黄金仅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半两钱被钦定为日常流通的货币。其他所有货币一律退出流通领域。
实际上秦始皇最终之所以选择圆形方孔的铜钱作为全国唯一的流通货币,总体上还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按照唯物史观,货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货币的材质和形制不仅与一定社会时期的物质生产水平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一定社会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结晶。
铜钱之所以能长期流行于世,首先应该归功于铜这一特殊的资源。在古代,铜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最理想的物品。铜的价值次于金和银,却高于其他金属。同时铜的质地使它成为制作货币的最适宜的材料。而我国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我们的先人又很早就掌握了开采铜矿和冶炼铜的技术。流传久远的禹铸九鼎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传说大禹将各地上贡的铜铸成了九只大鼎,置于都城,分别代表九个州,从此九鼎便成为国家的象征,成为传国的宝器。尽管禹铸九鼎只是传说,但是我国青铜器的冶炼铸造到商周进入鼎盛时期,是确凿无疑的。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来看,制作精良,而且数量和种类相当惊人,几乎相当于世界已经出土的青铜器的总和。因此,商周时期完全无愧于中国的青铜器时代这一称号。正是由于我国古代丰富的铜矿资源以及先进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为铜钱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在圆形方孔的铜钱之前,以铜铸造的货币,就有刀形币、傅钅形币等,春秋战国时期分别流行于三晋和齐、燕、赵等地区。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铸行秦半两,使铜制的圆形环钱成为秦国的主要货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圆形的铜钱(环钱)与刀币、钅傅币一起流行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铜铸造的圆形货币,其大小轻重形制均适宜,还有利于减少钱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回转磨损,在流通过程中比刀币、傅钅币等体现了更大的优越性,由此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欢迎,刀币、钅傅币等铜制钱币不得不渐次退出流通舞台。从目前出土的秦半两来看,限于当时的铸造技术,尽管大小轻重不一,但大体重量在3～6克之间,这正是一种当时便于流通的重量。西汉文景时期曾铸造了一些特别厚重大型的半两钱,这完全是为了迎合某些人争胜炫富的需要,并不是出于流通的需要。
圆形的铜钱中间有一个小孔,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了便于携带、计数和储藏。一定数量的铜钱用一根绳索通过中间的小孔串起来,就成了一个整数,这就大大方便了钱币的携带、流通和贮藏。据《汉书》记载,由于西汉文景以来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武帝初期,国家府库充盈。《汉书》对当时社会财富丰裕的情况有十分生动的描述,称老百姓是“人给家足”,中央和地方的仓库“尽满”,“府库馀财”等等。其中谈到京城长安国家金库的贮藏情况,司马迁说是“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这是说国家金库里贮藏的铜钱太多了,堆藏的时间太长了,铜钱大量锈蚀,连串铜钱的绳索也烂掉了,以致仓库里的铜钱无法计数。从“贯朽而不可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铜钱中间的那个小孔在货币计数和贮藏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先秦的环钱最初中间的小孔也有圆形的,有段时间是圆孔和方孔的环钱并行。到秦始皇以秦半两统一全国的货币时,圆形方孔的铜钱才定于一尊,圆形圆孔才逐渐销声匿迹,其后历经两千多年,圆形方孔的铜钱成为一种基本不变的货币范式。圆形方孔的铜钱之所以最后能成为法定的流通货币,则与我国古代对于自然和宇宙的认识密切相关。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天地之间、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对天地关系的基本认识是: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法天象地。古代的先人们在当时已经依稀认识到:天为阳,地为阴;天是在不断运动的,地是相对静止的;天是无限的,地是有限的,但先人们的认识仅此而已。《三国演义》有一回“刘玄德三顾茅庐”,讲刘备一次造访诸葛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