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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世纪以降，社会科学研究者一致认为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制度会阻碍国家建设。比如，韦伯指出，国家需要“摆脱家族的束缚”。米格代尔主张，只有当大规模的混乱严重削弱了以亲缘为基础的传统制度时，强国家才会形成。福山认为，国家建设代表了“以亲缘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国家层级的组织转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有强大亲缘制度的社会会被困在“潜规则的铁笼”里，这就阻碍了强大利维坦的诞生。同样，亨里奇指出，所谓教育良好、发达、工业化的西方富裕民主国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天主教会阻碍大规模家族网络形成的中世纪。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以亲缘网络为基础的制度与中央集权国家是长期共存的。比如，以家族纽带为联系的诺曼贵族统治了中世纪的英格兰。在前殖民时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亲缘纽带在祖鲁、恩瓦托、本巴、班扬科勒与克德等被佛特思和埃文斯－普瑞查德称为“中央集权化”的王国中很常见。而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僚制国家，古代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血缘纽带。
本文分析了在何种条件下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会契合国家建设。本文指出，地理上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超越了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激励精英追求国家而非地方的目标，因为国家能在广阔的领土上提供保护和正义的规模经济。因此，遍布全国的亲缘网络超越了狭隘的利益，使利己的精英协调一致来支持国家建设。进一步来说，是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类型，而非其存在与否，对国家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精英对国家建设中重大事件看法的个人层面数据很难获得，而且大部分有关国家建设的证据来自中世纪或前现代的欧洲。中国在世界人口与经济体量中都占有重要比重，且在两千年之前就已经是国家建设的先行者。同时，中国有保存完好的历史档案，这使得我们可以分析官员层面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国家本身构成了一种有用但又未有充分理解、并有别于欧洲中心文献的对象。
具体来说，笔者建立了一个原创数据库，纳入了中国国家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法——北宋熙丰变法中所有主要官员个人层面的信息。当时的中原地区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这就促使了皇帝发起旨在增强国家财政与军事能力的变法。然而官员们对变法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些官员成了力主变法的国家建设者，另一些官员则成了反对派，皇帝的策略则是让两派共存并分而治之。本文使用官员奏折等档案数据，记录了变法时代中央主要官员的政治态度。
建构一千年前精英的亲缘关系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使用了考古数据——墓志铭。通过对墓志铭中记载的官员家族中的每一位亲属成员的地理位置进行编码，我建构了一个指数来测量官员亲缘网络在地理分布上的集中程度。同时，我使用了多重插补和随机赋值等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常见的数据缺失问题。统计检验表明，官员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与他们的亲缘网络在地理上的跨度是正相关的。换言之，官员家族的分布越广，他们就越可能支持强国家。
这种关系由赫希曼所说的“关联效应”驱动。比如，当精英构建亲缘网络时，他们投资了这种社会资产以分享庇护、减小风险，保持他们的权力并降低不确定性。这些网络一旦建立后可以“锁定”官员对国家建设的偏好，即便在最初创建网络的动力消失后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官员的亲缘网络，通常传承自上一代，并且影响了他们对家族未来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权衡。
帕吉特和安塞尔指出，想要理解国家建设，学者需要“深入正式制度和明确目标的下面，进入人们实际生活的关系层面”。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嵌入”对精英行为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表明网络结构会形塑政治激励。本文是首篇在理论上将精英亲缘网络的地理分布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偏好联系起来并给出量化证据的文章。
本文与贾的研究贡献相关。贾展示了在英格兰内战期间，在海外的不同精英能协调各自的激励机制，组成推动改革的联盟来支持议会。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前现代社会中很普遍，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重要的亲缘网络。我的研究路径是“将人带回国家”，并重新解释为什么官员偏好不同程度的国家力量。
既有的许多研究假设当精英面临共同威胁时，他们会行动起来以增强国家能力。但是在我看来，即便官员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他们对国家建设的偏好也是千差万别。因此，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国家建设研究中以精英为中心的文献。上述这些研究大都强调精英竞争，但我关注的是精英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国家—社会视角将国家与社会视作相互分开、相互竞争的两个实体，而我认为，社会制度能否增强国家能力，取决于国家—社会的联结。
▍论点
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且一直保持韧性。拥有共同祖先的个体会结合起来规避单独行动带来的成本。国家—社会关系学派认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制度与现代国家在创造“游戏规则”上存在竞争关系。如大家族会运用不同类型的制裁与奖励来引导人们服从福山口中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