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九年级下册的一篇经典文言文，其中对于“唐雎”这一形象，《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九年级下》（以下简称“教参”）基本定义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不辱使命”的正面人物形象。教师在实际授课过程中，一般重点放在唐雎与秦王的面见过程上，以剖析情节为主。对于《战国策》中塑造的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如果缺少深入的、立体的分析，则会陷入程式化解读的套路，影响学生充分感受这篇文章背后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及其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一贯崇敬的英雄情怀。
一、唐雎形象语言的解读缺漏
教师在授课时经常对文本不做深入解读，重视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不得不将一大部分精力用于文言词句的疏通讲解，对于人物本身的发掘不及现代作品那样充分、透彻。作为身负外交使命的唐雎，在本文中的每一句话都既是人物行为的重要外化体现，又具有令人难以忽视的语境意义，其词句具有表层和深层的信息量与文本意义。例如，唐雎面对秦王的初步刁难，直接用“否”回复，“岂直五百里”指出秦国提出的易地的小小条件，是安陵完全不屑的，完全打消了秦王继续推销其狡诈谋划的可能。遗憾的是，部分教师将唐雎的语言由言简意赅、精彩非常的语言弱化为普通的人物对话，缺少对其中重点词句的涵泳咀嚼，更弱化了这篇文本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遗失了其最动人心魄的闪光点。
一些教师在授课时容易以教参为纲，参照既有经验形成“人云亦云”的程式化解读。教参中对于唐雎的解读与界定给现实语文教学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框架，指明了唐雎能够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然而，在唐雎与秦王交锋的最后一个“回合”——秦王提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唐雎对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正是全文矛盾冲突的最高潮，教参却仅评价唐雎的话令秦王“威风扫地”“屈服”，似乎只是依靠暴力和无畏压倒了秦王的气势。如果真的仅仅如此，那幺唐雎这一形象又与所谓的“匹夫之勇”没有本质区别。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如果仅仅依照教参解读到唐雎的“勇敢”能令秦王“色挠”，尽管不算谬误，但确实是轻视了《战国策》作者赋予唐雎这一人物形象的更深刻感人，甚至在那个“命如草芥”的年代具有的超越时代的人本主义价值。
二、唐雎兼具的形象特征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侠”这一群体做了较详细的阐述与界定。《史记·游侠列传序》对“游侠”一类人的阐述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这一类侠士具有重视承诺、扶危济困、舍生忘死的共同显着特征，身上往往发生过各种传奇故事，是古今作家常见的描写对象。唐雎强调自己尽管一介布衣，却是“士”而非“庸夫”。“士”作为古时候一个低等贵族阶层，又依据其从事工作不同分为“文士”“武士”“谋士”等。鲁迅在《集外集·编校后记》中说：“《DonQuixote》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据此可知，鲁迅将侠士与游侠在词义内涵上归为同类。在文本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唐雎与司马迁、鲁迅所说的“侠”有显着共性，即具有强烈的是非价值观并愿意决绝地为之献身。同时，唐雎后来为秦王列举的几位“士”——专诸、聂政、要离，均为我国古代闻名史册的刺客，唐雎把自己与三人并称，显然自认为具有着名刺客身上所具备的英勇与武力技能。因此，唐雎又兼具一部分“刺客”的特征。
《战国策》中的一类传奇故事兼具史实记录与文学创作的特征，教参中提到文本中的唐雎与历史上真实的唐雎具有较大差异，关于其见秦王的一些细节不符合史实，故而称其呈现了小说的诸多特点，基本可以作为小说来读。唐雎的事迹又是诸多春秋战国外交故事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活跃于战国时期一个闪耀传奇光辉的群体——纵横家的影子。
三、由“天下缟素”认识唐雎的牺牲精神
教师在教授唐雎与秦王的对话时，容易将注意力放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对照，二句结构相同，学生容易得出唐雎的刺杀意图，这便于直接解释后文秦王的“色挠”。其实后续的“天下缟素”同样应予重视，进一步解读若刺杀成功，将以“国丧”的形式实现“天下缟素”，并引领学生剖析感受唐雎在说出这句话时胸怀的自我牺牲的豪情。
唐雎清楚地知道即使自己与秦王同归于尽，也可以共享“天下缟素”的“荣耀”，对于视名节重于性命的先秦士人来说，又何惧之有？
四、唐雎“不辱使命”的难能可贵
唐雎与秦王辩白“天子之怒”与“士之怒”，无疑是文本的精彩华章，唐雎对秦王的“刺杀”意图尽管并未实施，却被赋予极大的合理性，让读者感到唐雎的行为是正义的抗争从而予以谅解支持。
“安陵君”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并没有直接与秦王正面接触，二者在间接往来中已经进行了“交锋”。安陵君针对秦王“以大易小”的提议，回复非常鲜明：“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安陵君的回答基本决定了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