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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卢沟桥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侵华日军挑起事端，攻击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天，一份电报从山西五台发至北平。7月9日，《北平晨报》披露了电报内容，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报道，披露了佛光寺唐构的发现时间——1937年7月5日，所发现建筑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发现者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
此前，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一判断，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却在卢沟桥事变前两日，因佛光寺东大殿之发现，遭到颠覆。
▽梁思成1937年拍摄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关野贞与佛光寺失之交臂，10年后，佛光寺得遇知音
1927年4月，日本学者关野贞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已收录佛光寺照片9帧。但关野、常盘未亲赴现场调查，所选用之照片，6帧由日本僧人、佛学家小野玄妙摄于1922年9月，3帧由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摄于1925年10月，它们皆以佛像、经幢为主要内容，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远景存在。
1928年3月，关野贞、常盘大定发表《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5卷，对佛光寺9帧照片进行解说，考证了寺史、佛像、经幢，唯对建筑未作任何研究。
关野、常盘称“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它却是隋唐之后一大名刹，特别是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他们对比了小野玄妙与美丽兴照相馆拍摄的内容，发现短短三年之间，佛光寺已有改变：
一是佛像被重妆，“中央的释迦如来像变化尤显，令人惊诧，其左手添持了宝珠，袈裟衣纹被抹上甚俗恶之色，卒然视之，已不似同一尊佛像。虽然重修并附加了近代的色彩，但佛像之面容、姿态和衣褶尚存宋代之前的气息。”
二是大殿前的经幢，底部添设了基台，顶部增置了莲座，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著者对两帧照片的内容不能作出异同之断，甚感困惑。幸运的是，看到了小野氏带来的拓片，再细览大正十四年的照片（1925年10月美丽兴照相馆摄影——笔者注），皆有大中十一年年号，遂断定两帧照片所摄为同一经幢。中国佛教遗物变化之路径得此印证，亦令人欣喜。”
关野、常盘已知殿前经幢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原物，却对建筑年代未予探究。佛光寺东大殿所在台地高狭，实难近摄全貌。可是，关野、常盘所选9帧照片之6帧，已显示建筑物硕大的斗栱和内部平闇等，哪怕只是局部，亦能看出其与彼时已发现的辽代建筑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以及日本所存相当于中国唐代的殿宇，存在相似或一致之处。
“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这是关野、常盘对佛光寺建筑发表的唯一评论。事实上，佛光寺占地还包括周边的墓塔区，论其规模实乃大寺；关野、常盘选用的照片（图版编号：V-24）已显示佛光寺东大殿之正面与建于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之侧面轮廓，与日本同时期建筑相比，此二殿皆为巨构。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对这一刻，梁思成如此记录：
工作数日，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迹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两丈有奇，光线尤不足，各梁文字，颇难确辨。审视良久，各凭目力，揣拟再三，始得官职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
林徽因审视的，正是关野贞、常盘大定通过照片反复打量的唐大中十一年陀罗尼经幢。
她那双远视眼立了大功。
▽林徽因1937年在佛光寺东大殿内与“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塑像合影
|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
199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58周年，当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成员莫宗江接受了笔者采访，谈话录音整理如下：
王：关于佛光寺，您能和我谈谈当时发现的过程吗？
莫：咳，别提了，佛光寺，我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筑！我们当初为什么高兴到那种程度呢？原来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日本人说什么呢？日本学者是善意的，他说，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来。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筑，从建筑史上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前头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特别是鉴真大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