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视域与旅游情境的研学旅行理实价值探析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我国的研学旅行雏形出现在春秋末期。当时社会就有了“游学”这一活动，孔丘应该是研学旅行的开创人。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曾组织“新安小学旅行团”做长途修学旅行，看江南风光，观察学习沿途地理、风俗、民情，了解近代工业文明，既是对知行合一教育理念的身体力行，更开创了近代修学旅行之先河。由此可见，所谓研学旅行，历史上一直是教育或学习的重要形式，其作用被高度重视。1980年，国外旅游团开始来华研学旅行，同时我国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1983年，广东地区的“港澳探亲游”成为出境游的开始。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1］。研学旅行在我国旅游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受到了学术领域的格外关注。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2］。
综述这些年来我国研学旅行的发展现状，由局部的、部门的点滴尝试，逐渐发展成为被广泛关注的热点。对研学旅行的日趋重视，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在思考与实践“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布卢姆等人在教育目标分类系统中将教学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大领域，对指导当代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影响深远。其后，布卢姆提出了认知目标的分类，克拉斯沃尔提出了情感目标，辛普森等人提出了技能目标［3］。如果单纯从记忆和理解、接受和反应等层面判断，我们曾经的教育教学局限于认知目标上，结果机械教学、刻板记忆愈演愈烈，教育整体追求的偏差最终导致教育备受非议和质疑。如果研学旅行真的能在丰富体验、问题解决、自主合作的层面上做出贡献，那么在学校和课堂里学习内容的价值性、教学内容的有效性、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的科学性方面，研学旅行有可能回答好教育目标分类学所提出的类似的组织问题。
在知识来源呈现方式如此多元的信息时代，人的成长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范围之内，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教育也并非教育系统一家之事，学校教育的边界在消除与重构，学校不再是封闭的孤岛。在人工智能大背景下，我们正处在“互联网+”教育向“人工智能+”教育的过渡时代，传统学校的形象正在被颠覆，传统学校的围墙正在被打破。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看，教育的发展正呈现去边界化的特征，课程的供给不再是传统学校教育的特权。并且移动学习终端的出现打破了以固定教材、教师和教室为支撑的传统学校对人类社会知识传播的限制。
研学旅行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的新内容和新方式［4］。研学旅行是深化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加强学生的知行合一，为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研学旅行有助于加强学校教育和校外多样教育的结合，减少传统教育的“背书式”体验，增强教育教学的趣味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研学旅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书籍上的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学习者能在实际中更广泛地应用，拓宽视野，激发学习兴趣。
研学旅行要重视现场性和体验性，应将教育的现场性和活动的体验性放在首位，让学生走入现场、亲身体验，从中接受教育。例如到北方草原上研学，让学生在蒙古包里体验仪式表演，真正体会牧民的粗犷彪悍、豪迈大气，切身感受蒙古族服装特点、饮食结构、风俗习惯中的文化传承，加深对游牧民族历史的了解；到南方水乡研学，应仔细观察研究园林的布景特点和建筑的结构形式，才能真正触摸渊源深厚的人文历史、细腻委婉的精神基因，对鱼米之乡的文化盛衰、风俗演变有更加深入的体验，对水韵浓郁的文化底蕴有完整的感知和准确的判断。
研学旅行不仅是互相学习、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实现相互分享、欣赏与彼此交融的过程。其形式不仅是学习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研学旅行以学生在学习中真实产生的问题为学习的起点，并在一个学习共同体的生活中，通过对话与交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相互合作，学生改变了学习方式，从而建构校外第二课堂新生态。学习共同体可以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同时实现良性同伴关系和身心健康的共同发展。
2021年7月，“双减”政策颁布后，学生群体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然而，面对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学校和家长双方却在焦急观望。研学旅行以知行合一为出发点，立足完善学校课堂的实践延伸部分，紧抓“既游又学”的教育理念，作为填补学生课外盈余时间的重要形式，与教育部“双减”政策希望解放学生课内压力，使教育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