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曲子词孟姜女故事看唐王朝命运的转捩
摘要：古代所谓盛世，常常指一个国家或社会最为兴旺昌盛的时期，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底层人民往往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与灾厄。这种“一盛一悲”的矛盾，正是盛唐末期王朝由盛转衰的根源。《敦煌曲子词集》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民间词集之一，反映了词兴起于民间时的原始形态，其所载孟姜女故事更是直观、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盛衰矛盾。敦煌曲子词中的孟姜女故事以盛唐末期为背景，映射出升平王朝与苦难的底层民众间的尖锐冲突。孟姜女形象的转变，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也是唐朝时政由盛转衰的深刻隐喻，从中得以窥见唐王朝光鲜外表下隐藏的裂痕与危机。
关键词：敦煌曲子词孟姜女王朝命运
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雕琢完善、以口头传承的文学形式，它“不是社会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而往往是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方面”［1］。孟姜女的故事历经漫长的形成过程，顾颉刚认为该故事最早可追溯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其记载齐国勇士杞梁战死，杞梁妻获齐君慰问。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出现“哭死于城，城为之崩”情节，逐渐演变成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到唐代，又进一步发展为孟姜女万里寻夫的故事。据顾先生的考证，唐代的孟姜女故事出现了秦始皇筑长城的内容，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时势的反映。［2］敦煌本《捣练子》是唐代孟姜女故事的系列曲子词，其中孟姜女形象转变惊人，究其成因，应与唐代时政密切相关。孟姜女作为下层平民，丧夫之痛使其成为闺中少妇“悲哀所集的中心”，这不仅是个人与家庭的悲剧，也是盛唐末期家国关系失衡的矛盾体现。
本文参照高国藩在《敦煌曲子词欣赏》中梳理的结构，以辞行、送衣、骂秦、哭城、收骨等一系列情节串连成的故事进行分析。同时基于顾颉刚的孟姜女流变研究及前人对敦煌文献的校注整合，深入探究敦煌曲子词中孟姜女形象书写，以及唐朝社会、政治变革下曲子词里孟姜女故事所体现的家国联系，以此洞察盛唐末期家国关系失衡在底层民众中的悲剧呈现。
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联系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是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换言之，家国情怀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儒家注重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强调“忠孝”观念，用封建伦理将家与国联系起来。同时，唐朝的法律法规承自古代的“以礼入法”理念，并巧妙地将礼教作为立法的核心和重要准则。这种“礼教”的伦理观念巧妙地调节了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维护了封建伦理的核心，也构成了统治者所期望的“家国一体”。这种观念反映到个人层面，则表现为民众对家庭以及国家的忠诚。依据相关历史文献所载，孟姜女这一故事起初并没有太多文字描述杞梁应征前的情节，而是表现杞梁妻作为将军之妻的谨守礼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记载：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4］
敦煌曲子词中的孟姜女故事即《捣练子》系列词却详细描写了杞梁辞别父母妻子的场景。
堂前立，拜辞娘，不觉眼中泪千行。劝你耶娘少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5］
辞父娘了，入妻房，莫将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6］
前两首交代了故事的开端，凸显出杞梁出征对于其家庭的意义以及他无法选择自身命运的哀苦，从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家庭”这一概念在民间百姓心中非常重要。孟姜女此时承担的主要是家庭责任，她作为妻子和儿媳，为出征的丈夫分忧，承诺尽心尽力照顾家人，鲜明映射出传统社会结构下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角色及责任义务。孟姜女的顺从和等待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规范。与历史记载有异，杞梁的身份在文学作品中经历了从春秋齐人向秦朝燕人的转变，从一位将军变成了修筑长城的劳工。这一转变，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意蕴，更是对秦朝暴政的一种深刻控诉，它巧妙地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不满与抗争。修建长城是国家为了抵御外敌、维护边疆安全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具有极强的符号意义。杞梁作为国家号召的被动者，被征召修筑长城，这不仅是个人的使命，也是国家机器运转的体现。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杞梁同众多劳动者一样，其命运与长城的修建紧密相连。在追求个人生存的同时，这些劳动者客观上也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子女应该侍奉并尊重父母。在这种情境下，杞梁拜别双亲，他以食用官家丰厚粮饷、身着充裕衣物为由，毅然投身苦役之行。此般行径，一则意在纾解家族重负，其间蕴含着杞梁的善美祈愿；二则彰显杞梁浓厚的家国情怀与忠义之念，尽显其于家于国的担当与赤诚。
孟姜女在
杞梁走前劝勉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