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笔记中的杜甫及其诗歌研究
摘要：宋代是笔记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诸多笔记著作多有对杜甫才华横溢、忠君爱国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杜诗的大量记录。这些著作一方面赞扬其艺术成就，肯定其“诗史”价值；另一方面大量援引杜诗，并为其作注，可见杜甫及其诗歌在宋代备受时人关注与推崇。而这一接受现象的出现，与宋代杜甫诗集整理、辑佚、校勘工作的繁盛，杜诗反映社会现实、忠君爱国的思想与宋人心态的相互契合，杜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得到宋代诸多名家广泛认可及推崇等因素息息相关。
关键词：宋人笔记杜甫诗歌研究
宋代是笔记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笔记作为撰著者的随笔记录，可以“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1］，所涉内容十分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两宋期间较为重要的笔记著作有沈括《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齐东野语》等。在宋代众多笔记著作中，常常能看到杜甫及其诗歌的身影，撰著者们或记录杜甫事迹，呈现其人物形象；或记录其诗歌，引用作注、考辨典故、加以点评，对其给予了较大关注，而通过对宋代笔记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探究分析杜甫及其诗歌在宋代的接受情况。一、宋人笔记中的杜甫形象
自唐以降，杜甫常常作为书写对象被载于各类文献之中，在宋人笔记里更是频繁出现，展现出宋人对其诗歌才华和文学修养的肯定以及对其忠君爱国、持正守节的精神品质的歌颂，呈现出宋人心目中杜甫兼具才华与道德的美好形象，表现出宋人对杜甫是极为推崇的。
（一）天资聪慧、才华横溢
宋代笔记著作中的杜甫天资聪慧、才华横溢，其诗歌才华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可，如李季可《松窗百说》中以“自古诗人之冠”［2］标榜杜甫，孙奕《履斋示儿编》中亦言“杜子美诗冠古今”［3］，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称杜甫为“千载诗人之冠冕”［4］，他们对杜甫所取得的诗歌成就给予极高赞誉，奠定其举足轻重的诗坛地位。庄绰《鸡肋编》中更是认为杜甫作诗是“不学而能”，是儒家所谓“天性”也［5］，将杜甫的诗才归因于自身天赋，是异于常人的表现，由此可见杜甫在宋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事实上，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以及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就是在两宋时期，罗宗强、陈洪二位先生曾指出：“到了宋代，杜诗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宋人作诗效法的最高典范——‘诗圣’。”［6］既如此，宋代笔记作为宋人的随笔记录，自然或多或少会呈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文人对于杜甫的关注与赞扬。
（二）忠君爱国、持正守节
杜甫被人们尊为“诗圣”，其文学地位不言而喻，这不仅是对其诗歌艺术造诣的肯定与认可，也是出于对其人格精神、伦理风范的尊崇。对此宋人早已有所关注，在他们的笔记作品中除对杜甫的诗歌才华进行称赞之外，更多的是对其忠君爱国、持正守节的人格形象的塑造，如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记载：“子美居西川，一饭未尝亡君，其忧在王室……其闷甚矣。”［7］这句话明确指出杜甫对朝政的忧虑，所谓“一饭未尝亡君”，又“忧在王室”“其闷甚矣”，展现出其忠君忧国的一面；俞文豹《吹剑三录》中“杜子美爱君之意，出于天性，非他人所能及”［8］，将杜甫的“爱君”思想归结于“天性”使然；叶梦得《避暑录话》则将杜甫与“乘间蹈利、窃名取宠”［9］之士进行对比，赞扬其壮志未酬而仍能坚守忠义的精神品质。可见，杜甫忠君爱国、持正守节之崇高的精神特质在宋人笔记中得到了极大的凸显，并受到广泛好评。
总体而言，宋人笔记中关于杜甫的记载多含有高度尊崇、赞扬之意，宋人在表现杜甫才华横溢的诗人形象的同时也极为推许其身处困顿仍忠君爱国的人格精神，并视其为精神偶像。在这些笔记作品中，宋人对杜甫的称谓也值得引起注意，他们往往倾向于用字、号对其进行称呼［10］，如“杜子美”“杜少陵”“杜工部”等，还有像“老杜”“杜子”一类更显亲昵的称呼，可以展现出宋人对杜甫的喜爱与亲近，在他们眼里，杜甫并非孤高冷傲之士，而是如亲似友、备受推崇的文人偶像。二、宋人笔记中的杜诗呈现
中唐以来，杜诗就凭借其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在诗坛占据一席之地，而宋代达到了杜诗接受的一次高峰期。杜诗在宋代广泛传播，有着较大影响力，且为宋人所熟知、认可和模仿，人们对其诗歌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晚唐时期，他们充分肯定杜诗的“诗史”价值，确立了杜诗的经典地位，在笔记著作中也多有引用，并为其作注，加以考证、评点，给予了杜诗较多的关注。
（一）认可杜诗成就，肯定其“诗史”价值
杜诗被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五代时期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1］。宋人延续这一观点，对杜诗的“诗史”价值加以肯定，在笔记著作中也不乏此类论述，如王得臣《麈史》中“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12］，点明杜诗在内容上的纪实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