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确实重要案例解析
实际上教材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B国在一些产品上会拥有比较优势。在南方，这些产品的生产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自由贸易的开展会减少那些进口替代产品（从A国进口）的工作机会，但这些工人可以转到日益扩张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中去。尽管有些工人必须承受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的转型成本，但是B国仍然能从贸易中获利-总的来说，它会更加富裕，而不是贫穷。
由生产率（绝对）低的B国工人生产的产品，是如何与A国竞争并取得成功的呢？答案是B国的工人工资相对于生产率更低。生产一单位产品的成本是付给工人的工资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如果工资偏低，或是生产率偏高，那么生产成本就降低。
对于B国的比较优势产品（该产品劳动生产率劣势是最小的）来说，低工资使得生产成本很低，并能够成功出口。对于比较劣势产品来说，较大的生产率劣势并未被低工资所抵消，因此这些产品仍从北方进口。
但是如果B国的工资低，那么高工资的A国工人如何和他们竞争呢？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答案的另一半。A国在一系列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为这些产品的（绝对）生产率优势是最大的。即便是高工资，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也低，因为这些工人生产率更高。A国可以成功地出口这些产品，因为高生产率带来了低生产成本。通过利用它的比较优势（使其绝对生产率优势最大化），A国从贸易中获利-总的来说，它也变得更加富裕，而不是更加贫穷。
但这样公平吗？为什么A国的工人可以获得高工资而B国的工人只能赚取低工资呢？这是不是意味着B国的工人被贸易剥削了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绝对优势确实重要。它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决定了贸易模式，而在于它决定了国家的工资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标准。如果工人的生产率高，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高工资，享受舒适的生活。生产率低的工人只能拿到低工资。B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无论有没有国际贸易，B国的工资都可能继续低下去。贸易并没有剥削他们。实际上，由于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B国的工人可以赚取更高一些的工资，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即使是在自由贸易下，只要劳动生产率在B国处于低下的水平，B国的工人就会一直相对贫穷下去。
如果我们认为B国的工人赚取这么微薄的工资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贸易本身并不是解决方案（它也不是罪魁祸首）。一些要求支付更高工资的政令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制实行更高的工资会提高生产成本，这会导致一些生产效率水平不比A国低很多的出口导向的产业萎缩。
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于一定要找到办法来提高南方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李嘉图模型并没有指出到底什么决定了劳动生产率，但我们知道以下方法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增加教育和卫生投入，提高工人素质；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方法；实行改革，放宽或取消限制性的、扭曲的政府政策。总而言之，绝对优势确实重要——要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贸易开放和中国从农业国向新兴经济体的华丽转身案例解析：
从1976年开始，所有这些预测在中国都成为现实。贸易模式正是我们所预期的：中国利用了它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各种制造品的出口国，包括布匹。中国也开始进口一部分它所消费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包括小麦。
在整个中国，人们都已经意识到要把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并投入出口导向型产业中。例如，在人口密集的山东省农村，那些曾经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棉花的农民，早已放弃了耕作，转而制造家具和药品。甚至在土地相对肥沃的江苏省农村，在长江沿岸，也开始生产纺织品、钢铁和其他工业制品。同样，南方的广东省曾经向北京出售大米。而现在，广东作为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领头羊，消费的大米多于它的生产，反而需要从泰国进口大米来满足当地的需求。
公众舆论和所能得到的数字资料都显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都大幅提高。一些中国人担心国家会对进口食物产生依赖。政府似乎比普通民众更担心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把税收的一大部分投入推进农业生产中，以阻止这种可能的趋势。但是也有许多人并不怎么担心。江苏某一从粮食种植转向纺织品生产的村子的领导，对这种转变表示乐观。就像他在1995年所说的，“只要现在允许农民从事工业生产的政策不改变，我们就会继续快速发展”。至于对进口食物的依赖问题，他说：“美国有很多粮食，对吗？如果美国买我们的钢铁，我们就买美国的粮食。那么我们都会变富。”①
中国的经历反映了日本、韩国等早期的经历。所有这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稀缺的地区，在国际贸易中，都是从土地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全都繁荣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