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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广东省广州二中高考语文适应性试卷（二）
一、阅读（72分）（一）阅读Ⅰ（本题共1小题，19分）
1．（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纹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过程既与大众读者的文学接受有关，也与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文学生产有关。从生产环节而言，红色诗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的精神需求为生产目标；而从接受环节而言，人民群众和大众读者最终会选择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文本作为经典作品反复品鉴和传诵。事实上，从经典化效果来看，真正具有人民性的红色诗歌经典的形式具有口传性，内容具有确定性。
口传性是红色诗歌经典在艺术形式美学上的根本取向。一般而言，现代派诗歌因为追求语言和形式上的陌生化，更适合书面阅读，而红色诗歌追求口语化的语言和节奏，更适合口头传播，比如朗诵和歌唱。许多红色诗歌就是在口口相传中成为经典绝唱，如毛泽东的多首红色诗词就被谱曲传唱，以夏明翰的《就义诗》、陈毅的《梅岭三章》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旧体诗词经典作品，语言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往往带有口占色彩。至于红色新诗，其语言和节奏上的口传性同样十分明显。“我们的祖国呵，/我是属于你的，/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这是才华横溢的晋察冀诗人陈辉写下的著名诗句，既有陌生化的颜色意象，又不失人民的泥土芬芳。这类红色诗歌朗读起来“上口”，而不是“拗口”或“不顺口”，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大推进了红色新诗的人民性进程。
从内容层面来说，红色诗歌经典的人民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确定性。一般而言，现代派诗歌普遍追求内容的含混性，而红色诗歌则往往具有确定性。虽然海德格尔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但这两类诗歌所创建的“真理”有明显差异。现代派诗歌创建的“真理”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超验性、非理性色彩，而红色诗歌创建的“真理”则带有更强烈普遍性、社会性、革命理性色彩。所以与现代派诗歌评论中常见的多义性解读相比，红色诗歌的语义阐释具有鲜明的确定性。借用瑙曼的术语，红色诗歌文本中的“接受指令”具有明确的指引性，它引导读者或“收件人”从作品中直接掌握红色真理，而不像现代派诗歌那样刻意制造文本空白点，引导读者神秘地体验形而上学的哲理玄思。
需要指出的是，红色诗歌经典中对“真理”的抒写并非“指向一个相同概念的重复”，而是具有“内在差异的重复”，这种重复具有动态性和进化性，绝非那种静态的同义反复可比。红色诗歌经典中对太阳、土地、江河、火把、春天等自然意象，对祖国、人民、劳动、军营、母亲等精神意象的反复抒写，于总体性中见同一性，但也有丰富的差异性。正是差异性的重复抒写，实现了红色诗歌经典的意义增加。以“血”意象为例，鲁迅的“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抒写了革命烈士的碧血长虹；赵一曼的“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抒写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血；而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则将革命者的鲜血幻化为残阳，达到了虚实相生、语义叠加的效果。如此多的有关“血”的诗性表达，有力地促成了红色诗歌的意义增加，从而最终汇聚成了中国诗歌的红色精神资源。
（摘编自李遇春《人民性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