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逻辑的发展情况实际上由其思维的发展情况决定，而思维的发展又受思维方式制约。基于此，我认为造成中西逻辑发展不同的根源就是其各自思维方式的差异。某一地域的人们一般具有共同的思维方式，这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思维的方法、思维的取向、思维的习惯等等。而逻辑科学是研究思维的一般规律和形式的，这样，思维方式就影响着逻辑科学的发展。

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对对象的认识要求绝对精确，反对模棱两可。因此，“一对象要么为A，要么为非A，二者必居其一并且只能居其一”的这种排中律和矛盾律的思维方法特别受到崇尚。由于这个缘故，西方思维方式特别重视“量”的分析、追求精密的计算与测量。因此，西方逻辑同数学紧密相联，逻辑中特别注意引进无歧义、精确的人工符号，以至最后形成现代形式逻辑。

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较浓厚的模糊特征，追求“模棱两可”“似是似非”的境界，对事物和认识对象的反映通常忽视细节与成分分析，忽略“量”的把握而强调对对象的整体结构的“质”的把握。中国语言中强调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反映。正是这一模糊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逻辑在其发展中不重视“量化”“符号化”，不将其与数学相联系以求对思维进行计算分析，而只强调或崇尚单纯的“语义”分析。是故，中国的逻辑是一种以辩证逻辑发展为主要倾向的、强调“质”的分析的内涵逻辑。

其次，在对对象认识的方法上，西方思维方式以对事物、对象的“条分缕析”见长。他们特别注意寻找对象之间的差异，而轻视各对象之间的联系和统一性。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习惯于从世界或事物的总体出发，注重思考错综复杂的整体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与关系。因此中国思维方式主要强调综合方法，它注重对象之间的联系与统一而忽视其区别，它提供的关于对象的认识是一种强调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而不太考察其区别的整体图像。

关于这一点，一位西方学者做过很形象的分析。他画了一个半边黑半边白的圆圈表示西方思维方式，意即设有X，则X是A或者是非A；他又画一圆圈，半圈为鱼，另半圈也为鱼，即阴阳鱼，以示中国思维方式，意即设有X，X既是A又是非A.这就说明了中西思维方式中分析、综合的不同：西方思维方式习惯于以黑白分明的划线来界定事物，强调分析。中国思维方式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端，它们有着统一的关系，因此特别注意对事物与事物进行综合、统一。

（摘编自胡泽洪《中西逻辑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二：

为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论语》可借“松柏”言志？这种“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墨辩注序》）的思维，曾被西方学者视为“非逻辑的隐喻”，法国汉学家刘家槐提出，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渗透性归纳”——一种融合直觉体悟与伦理诉求的推理范式。重新厘清这一范式的逻辑特质，不仅能为“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存在”的学术争议提供新视角，也对推动中国逻辑话语的现代转化具有现实意义。

“渗透性归纳”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具象的直觉跃迁抵达普遍法则。《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一书曾言：“中国人，实际是想透过个别的事去看取普遍的教训的。而且就事物之个别性以观察事物，正是中国人思维方法之一长处。”这种思维虽然与西方归纳、类比同具或然性，但差异尤为显著：西方穆勒、培根归纳法的目的在于从一组同类的、具有排他性的实体或事实之间寻找规律。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即所有白天鹅都可归为此类，从同类事实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并要求严格排除异质案例。同时，西方意义上的类比推理在于从一个特殊的案例推论到一个同样特殊的案例时止步，忽视普遍法则。而中国古代逻辑则通过异类具象的关联（如松柏与君子），在特殊与特殊之间建立直觉联系，最终渗透至普遍性。恰如刘家槐所言，这是“从具象到具象，却抵达抽象”的思维跃迁。西方逻辑在“从特殊到一般”中剥离具象，中国逻辑却在“从特殊到特殊”中抵达一般，反映出中西文化传统对逻辑工具的不同定位。

“渗透性归纳”始终与伦理实践紧密关联。以墨家辩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是一种推行论说或政治主张的工具，它的研究对象是谈辩，目的是宣传、推行学派主张和解决实际的社会伦理、政治问题。相较之下，西方逻辑切割事实以剖析真理，中国逻辑更关注如何整合情境以成全秩序，其本质在于“求善”而非“求真”。

“渗透性归纳”的终极目标在于构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秩序。中国古代逻辑以“类同理同”的观念将天、地、人三才有机整合在一起，将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类”作为推理的基础实现了三者的同质同构，从而能够为在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的诸多推理之间自如切换提供理论工具，造就了“天人一体”“万物一理”的原则和观念，而后有“天人感应”“物类相感”之说法。中国哲学的逻辑不是要划分事物本质，而是要在关联中成全整体。这种整体性追求使得“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