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杜甫现存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状。杜甫在诗歌里以问答、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人民在战乱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画面。本文将从生产生活、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矛盾三个方面，探究唐朝中后期的民生状况。
二、生产生活
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动荡，不仅动摇了统治阶级手里掌握的政权，同时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疾苦。在《忆昔》一诗中，作者通过将开元治世的盛况与安史之乱后的破败场景作对比，进一步体现出人民在战乱中生存的艰辛。战争使国家社会陷入动乱不安的漩涡中，人民无处安身立命，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促使物价的飞涨，正如诗中所说“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对这两句加以更为详细的评析：“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生动形象地写出长安沦陷后满目疮痍、无人打理的衰败之景。“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兵车行》的创作背景正是基于此。诗中体现出统治者不体恤民情，为一己之私而使天下百姓饱受苦难。“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陇亩无东西”两句，写出了田地荒芜、荆棘遍生，农村生产凋敝，说明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民在战乱中已经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而其根源就在于统治者对疆土的贪得无厌，正如诗中所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通过观察民间的环境，写下了在兵荒马乱之中社会的生产情况。而在生活方面，他自身也有深刻的体会。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以自身躲避战乱的经历，描绘了一幅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画面，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一家在草堂里生活的一个片段。诗中以朴实的语言展现了杜甫一家的居住条件，“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可见其生活之不易。末段忽转笔锋，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进一步把个人的穷困潦倒放在一边，设想能够有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建立在作者怜悯苍生、心怀天下的思想基础上的；而博大胸怀的表现，则为作品增添了一抹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全诗皆为作者的肺腑之言，故而能有扣人心弦的效果。作者将唐朝中后期在民间的所见所闻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水平都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极其低下。
三、社会环境
佞臣当道，是此时的政治环境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开头就自嘲自己当初就不应该有效仿稷契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以及他出于这样崇高、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的心态，付出的行动却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反而得罪了不少人，致使自己官场不得志、处处碰壁。这样的语气看似埋怨，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清明，庸臣、小人居多。尽管杜甫表面上写的是自己在官场的不平遭遇，实际上从侧面也暗示着为官不仁给百姓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而贫富阶层物质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程度大，则是此时社会生活环境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从这首诗里还里可以看出，王公贵族将自身奢靡、荒淫无度的生活建立在百姓们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上，他们就如寄生虫一般，心安理得、不知餍足地吸食百姓的鲜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在幼子饿死后留下的悲愤之词。这两句诗中，咫尺之间，便有着如此鲜明强烈的对比，一边是肆意挥霍酒肉饭食的达官贵人，一边是吃不饱穿不暖、无处安身的底层人民，这样的情景如何能不令人愤慨呢！接着，杜甫又转换视角，把写作的对象换成自己，“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交代了杜甫妻子与孩子寄居于奉先，相依为命，漫天风雪，将他们一家人相隔两地。但杜甫更悲惨的遭遇在后文进一步体现出来，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家，就听见家人嚎哭的声音，因为“幼子饥已卒”，中年丧子，对于杜甫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他自愧为人父。但又何止杜甫一家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他们的痛苦、窘迫，不过是当时社会普通人民群众的一个缩影罢了，像他们家这样的，还有千千万万个。
三、社会矛盾
安史之乱后，民间的生产生活与生活环境受到冲击，必定会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矛盾程度并不低。《石壕吏》里，叙述了杜甫在日暮时投宿石壕村，夜里隔墙听到了差役凶狠的叫喊，意欲强行征兵，全然不顾及普通人家的死活，最终连年迈体衰的老妇人也不放过的事情。诗中借老妇人之口，交代老妇人家里的悲惨境遇：她的三个儿子全部都被迫征去参加邺城之战，并且已经有两个儿子为此献出了生命。家里的小孙子还在吃奶，因为家里贫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