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院内心脏骤停终止复苏建议
IHCA的流行病学现状
院内心脏骤停（In-HospitalCardiacArrest,IHCA）是住院患者死亡的重大威胁之一。全球数据显示，IHCA的发生率约为1-5/1000住院患者，但其实际负担可能被低估，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ICU）和急诊科的患者，发生率可能更高。IHCA的流行病学特征呈现以下特点：
人群分布：老年患者（＞65岁）、合并多系统疾病（如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及术后患者是高发人群。
时间规律：夜间和交接班时段发生率较高，可能与监测疏漏或人力资源不足有关。
科室差异：ICU、心血管科和急诊科的IHCA占比超过60%，而普通病房因患者病情相对稳定，发生率较低。
尽管医疗技术进步，IHCA的生存出院率仍仅为15%-25%，且存活患者中约50%遗留神经功能损伤或其他并发症。这一数据显著低于院外心脏骤停（OHCA）的生存率，可能与IHCA患者基础疾病更复杂、骤停前状态更危重有关。
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解析
影响IHCA预后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基础疾病、骤停特征、复苏质量。
1.基础疾病：原发病的严重程度是核心决定因素
晚期恶性肿瘤：此类患者常合并恶病质、代谢紊乱或凝血功能障碍，复苏后多器官衰竭风险显著增加。
终末期器官衰竭：如心源性休克（EF＜20%）、终末期肾病患者（依赖透析）或慢性呼吸衰竭（需机械通气），其生理储备极低，难以耐受骤停后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脓毒症：感染性休克是IHCA的重要诱因，全身炎症反应导致微循环障碍，即使自主循环恢复（ROSC），病死率仍超过80%。
2.骤停特征：初始表现决定可干预性
初始心律类型：非可除颤心律（心搏停止或无脉性电活动PEA）占比高达70%-80%，其ROSC率较室颤/室速（VF/VT）低50%以上。
前驱症状：骤停前存在低血压（收缩压＜90mmHg）或低氧血症（SpO?＜80%）的患者，预后极差，提示循环呼吸代偿已崩溃。
无监测环境：发生在普通病房或无连续心电监测区域的IHCA，识别延迟率高达40%，错过黄金抢救时间。
3.复苏质量：实施细节影响生存链效能
胸外按压中断：指南要求按压中断时间≤10秒，但临床实践中因气管插管、换人等操作，中断时间常达15-20秒，每延长5秒，ROSC率下降10%。
AED使用延迟：院内AED部署率不足30%，且非ICU科室人员操作熟练度低，从骤停到首次除颤时间＞3分钟的患者生存率不足5%。
团队协作缺陷：缺乏定期模拟训练的团队，错误用药（如肾上腺素过量）、角色混乱等问题频发，导致复苏效率降低。
改善预后的关键策略
早期预警系统：推广AI驱动的生命体征监测（如实时分析心率变异性），识别高危患者并提前干预。
精准复苏技术：针对PEA患者，结合床旁超声快速鉴别可逆病因（如肺栓塞或心包填塞）。
质量改进计划：强制要求每月科室级CPR演练，并公开按压深度、中断时间等关键指标数据。
IHCA的防治需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防”，通过整合高危患者识别、团队培训与技术优化，方能在未来5年内将生存率提升至30%以上。
终止复苏的医学指征与决策标准
ROSC的评估标准
自主循环恢复（ROSC）是决定是否继续或终止复苏的核心指标，但需满足以下严格标准，避免假性恢复或短期ROSC后再次骤停：
（1）持续脉搏评估
触诊部位：首选颈动脉或股动脉（外周动脉因低灌注可能无法触及）。
持续时间：脉搏必须稳定存在＞5分钟，短暂恢复（如1-2分钟）可能仅反映药物作用（如肾上腺素），而非有效循环。
辅助监测：建议结合有创动脉血压（IBP）或超声多普勒确认血流信号。
（2）血流动力学稳定
血压标准：收缩压≥90mmHg（或平均动脉压≥65mmHg），且不依赖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0.5μg/kg/min）。
心电稳定性：无恶性心律失常（如室颤复发、无脉性室速），且心率维持在40-140次/分。
组织灌注证据：末梢循环改善（如指端温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2秒），乳酸水平下降（＜4mmol/L）。
（3）中枢神经功能评估
瞳孔反应：对光反射恢复（排除固定散大），提示脑干功能保留。
意识水平：GCS评分≥8分（存在部分语言或运动反应），但需排除镇静药物影响。
早期神经预后标志物：如脑电图（EEG）显示α/θ波活动，或血清NSE＜33μg/L（提示神经损伤较轻）。
例外情况：若患者符合ROSC标准但存在不可逆脑损伤（如长时间缺氧后癫痫持续状态），仍需多学科讨论是否继续高级生命支持。
无脉性电活动（PEA）与心搏停止的预后差异
（1）PEA的病因分层与复苏决策
PEA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多种病理生理过程的终末表现，其预后高度依赖病因可逆性：
可逆性PEA（积极复苏指征）：
低血容量：快速补液或输血（如失血性休克）。
张力性气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