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前，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正经历着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随着基础研究前沿问题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综合性越来越强、涉及面越来越广，个人兴趣的、独立自由的、无序的传统基础研究科研模式不断向系统布局的、团队协作的、计划牵引的有组织模式演化，科技发展呈现集群突破的态势，有组织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也愈发突显。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基础研究有组织科研模式，成为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战略。
高校肩负着科技创新策源、基础研究突破和服务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当前，深化有组织科研模式、提升体系化创新能力，已成为高校支撑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最近出台的《首都高校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通过政策引导，构建学科布局、人才引育、科研攻关与国际合作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为强化基础研究的组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与北京大学“以基础研究引领原始创新\的战略定位深度契合。近年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围绕有组织科研重点构建了三大支撑体系：一是营造高水平自由探索氛围，夯实创新源头；二是构筑需求牵引的科研组织机制，提升攻关效能；三是打造学科深度交叉的协同生态，激发创新活力。通过系统性优化基础研究布局与实施路径，持续提升创新供给能力，为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提供实践范式。
坚持前瞻引领：营造高水平自由探索氛围
前沿探索类基础研究发挥着前瞻引领作用，是基础研究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深厚土壤，但其具有不确定性与长周期性的特征。这就需要为敢于挑战颠覆性、非共识难题的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和容错环境，营造宽松、开放、包容性强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
北京市在《若干措施》中，通过建设北京研究中心和实施青年人才项目来强化探索性基础研究，从“筑巢引凤”到“引凤筑巢”，吸引海外著名战略科学家归国，组建国际一流团队开展“0到1”的研究。目前，北京研究中心的机制和政策有效支撑了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陈雪梅、医学生物学家王存玉等在北大开展高水平研究。
同时，高校以学科建设为导向的院系层级，为前沿探索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供了生长的温室。院系长期、稳定支持富有潜力的青年人才，将“冷板凳”变成有温度的“孵育箱”，助力他们潜心探索，收获原始创新的硕果。例如：数学研究有源于兴趣、不追热点的特点，支持数学研究的原创性承担着周期长、社会关注度不高的压力。北大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精准识才、精心育才、大胆用才。在院系层面放权，给予经费使用自主权，不断加大对各学科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力度，特别是给予特殊人才充分的信任和充足的经费，鼓励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高水平、深层次的自由探索式研究。在此氛围下，2015年回国的刘毅教授在低维拓扑领域潜心研究、久久为功，解决了有限复叠构造理论的一系列核心问题，其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三维流形的有限复叠”荣获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构筑需求牵引：打造“四位一体”有组织科研体系
基础研究有组织科研体系因其更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更加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更好涌现原创引领成果，成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格局重构与创新范式变革的双重挑战，我国有组织科研模式亟待向体系化、深层次演进。高校应充分发挥优势，以教育作基础、科技作支撑、人才作核心，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多层次有组织科研，多维度推进科技创新。
北大探索建立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建大平台、组大团队、接大任务、出大成果“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以重大任务为主线，以重点科技创新基地为依托，由“单打独斗”汇聚成“集团作战”，推进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成果转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设计和联合攻关，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源头供给能力，更好地将科技势能转变为经济动能。例如：北大生物医学成像北京实验室相关团队潜心研究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研究十余年，研制出世界首台空间站双光子显微镜，并搭乘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运抵中国空间站。目前，该显微镜已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外，北大为进一步发挥科研平台组织化作用，深度融入地方科技创新发展，通过“市一区一校”协同共建模式，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开展集群建设。致力于打造新型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构建覆盖基础研究至产业转化全链条的服务机制，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打造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新质生产力承载地。
强化交叉融合：构建“目标导向”的协同创新生态
随着科学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新现象、新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愈发依赖多学科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