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器：巴蜀系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苏秉琦先生指出，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三星堆文化时期已经进入方国阶段。虽然已发表资料仍不足以作为细致分析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特征的证据，但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K1、K2），以及2020年重启发掘的6座器物坑（K3—K8），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三星堆文化的晚期或稍早阶段已经步入青铜时代，且达到巴蜀地区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阶段的到来太过突然，目前还没有十足的证据揭开谜底，但结合已有资料也能看出一些隐含的信息，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
三星堆遗址已经发现的铜器有两类早于1986年K1、K2和近期发掘的6座器物坑，即铜牌饰和铃。虽然铜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但已与此前的宝墩文化产生一定差异，且与相关陶器一起标志着与二里头文化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此，四川盆地跨入文化发展的新阶段。铜牌饰共有4件，分别发现于月亮湾台地东北部的真武村仓包包（3件）和高骈公社（1件）两个地点，可分为镶嵌绿松石与不嵌绿松石两类。发现时嵌有绿松石者2件，身有整齐布列镂空的牌饰，据其特点推断仓包包87GSZJ:16这件器物原亦当嵌有绿松石。不嵌绿松石的仓包包87GSZJ:17较为特殊，一面平整，另一面中部有凸起的短脊，脊两端有相连接的凸圆饼；如果这件牌饰也需要佩戴使用的话，那两端的孔就可能不像报道者所说的是因铜液滞流形成，而更可能有实际用途。在三星堆城址内的月亮湾台地先后发现、后被文物部门征集的2件铜铃，均为单翼铃，形制基本相同。平顶中部有条形钮，钮两侧有方孔。铃体两面各饰一扁梯形凸线框。
除报道者，部分研究者将前述铜器年代推断为商代前期（或可早至夏末），也有的笼统推断为商代。从前述铜器所受影响的来源及其不见于三星堆器物坑看，这样的年代意见有一定合理性。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年代研究还需未来同类器物及其出土环境的系统研究方可最终确定。
铜铃明显与二里头文化出土者相似，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亦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存在联系。但学界对于铜牌饰的来源存在不同意见，除中原说外，也有学者认为广汉铜牌饰的产生与新疆哈密地区有密切联系，最有可能是通过河西走廊，经川东北地区传入四川盆地。从牌饰的形制和装饰纹样看，广汉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以及甘肃天水、新疆哈密等地的牌饰均有同亦有异，再结合三星堆文化中出现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器因素，目前将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看成是遥承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当地铸造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e，但那件有短脊又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仍旧与哈密地区存在更大的关联，只是还缺乏除此之外的其他证据。
由于铜器数量太少，这一时期铜器在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起到何种作用，还不能准确推断。但对于三星堆人群认识青铜器，并可能由此获取一定的铜器铸造技术等信息都是有益的。
二
1986年，先后在三星堆城墙附近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f，在完全突破学界对于商代成都平原文化面貌及发展程度认知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夏商时期另一文化中心的地位确立下来。1、2号坑均出土大量高品级物品，就铜器而言，种类和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均达到商代西南地区之最。1号坑出土铜器178件，种类有人头像、跪坐人像、人面具、人面像、龙柱形器、虎形器、龙形饰、戈、瑗、尊、瓿、盘、器盖等；2号坑出土的铜器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多于1号坑，包括人像（大立人像、小立人像、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人头像（包括4件金面罩人头像）、人身形牌饰（或称为联鞘剑形铜牌饰）、面具（人、兽面具）、兽面、眼形饰和眼泡、太阳形器、神树、神坛、神殿、尊、罍、瑗、戚形方孔璧、璋形饰、戈、各种挂饰（包括铃、圆形、龟背形、扇贝形、箕形等形制以及铃挂架、挂环、贝、三棱形饰、弹丸等）、铜箔饰件（包括鱼形箔饰挂架以及鱼形、璋形、叶脉纹、圆形、鱼鳞纹、彩绘、兽面形、兽形、鸟形箔饰等）、杂件（包括蛇、蛇形器、龙形饰件、公鸡、鸟头、鸟、鸟形饰、水牛头、怪兽、鲇鱼、镂空器、多种镂空饰件等），共计735件；近期正在发掘的三星堆3号坑（14.1平方米）出土大量青铜器与象牙等遗物再次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其中出土的1件铜顶尊跪坐人像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学界对1986年发掘的两座器物坑埋藏年代有同时和不同时两种观点。持两坑年代同时说的有殷墟中期偏早阶段、殷墟三期、商代晚期、殷末周初、西周后期、春秋初期、春秋中叶等多种说法。持两坑年代不同时的学者有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晚期，1号坑为殷墟一期、2号坑为殷墟二期偏早或殷墟一、二期之间，1号坑为商周之际、2号坑为春秋时期，1号坑在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2号坑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等几种说法。近期公布的三星堆4号坑通过竹炭屑进行的碳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有68.3%的概率落在距今3072—3003（cal.BP）时间范围内，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