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是中国绘画中最被看重的一科，历代都把山水画列为“众科之首”，因为它最具有中国绘画的独特性，它包含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宇宙观，与世界上其它绘画有明显的区别。前贤丰子恺先生说：“一种绘画注重眼，描写事物的形状、色彩、位置、神气而不讲究其意义与价值，即注重画面的；另一种绘画注重心，注重描写事物的意义与价值，即注重内容的，两者不分高下。但从艺术境界上说，重眼的事纯粹的绘画，重心的是借绘画手段来给别的东西作宣传，或讴歌，或鼓吹……”“中国画则是综合的艺术，是绘画中羼入了一点文学。”又说：“人生的滋味在于生的哀乐，艺术的福音在于其能表现这些哀乐。”
这些精辟的论述给我们简要地指出了两种不同体系的绘画特色。中国山水画是以山川气象的描绘来寄托中国人的情思与理想——“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山水画中包含了“天人一体”“物我相融”的宇宙观，也包含了庄子所说的无为而为、顺应自然的思想。倾注着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崇尚自然的和谐之情。因此，不仅仅是描写山川林木而已，除了画面的因素，还有画外的文化内涵，给予观众以丰厚的、综合的想象和愉悦精神。
厘清山水画形成的原因及其有哪些主要的特色，以及构成山水画特色的诸因素，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山水画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联系到一千多年来中国化的论述中，可以令今人把握山水画的特色，为今后开辟新的途径奠定基础。南朝陈的姚最说：“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点明了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失去传统的独特性，对今天着力于中国山水画创新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
除了“天人一体，物我相融”“顺其自然”等哲学观点影响到绘画美学之外，历史的演变也是重要因素，《诗经·国风》中有很多篇讽喻的诗歌，例如硕鼠篇，借嘲讽硕鼠来暗喻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庄子则写了化蝶，鲲鹏等寓言来阐述自己的“道”。屈原描绘香花幽草来表明高洁的情操——令我们明白中国的艺术原理不是指物写物，而是“以物写我”，借物象来表达自己的“心”，这个“我”，即后来画论中常提到“道、神、意、情”，这种比兴手法不仅在文学，在绘画中也成为了常用的方式而为广大观众所接受，成为一种特色。例如荷花被誉为出淤泥而不染，竹子是有节（操）而虚心。
第三个原因是山川环境，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那里有顶天立地的高原，雄伟绵延的高山和一望无际的平原，自然界的壮美，形成了人们耳濡目染的审美观，因而博大精深便成了艺术的追求目标。比邻的日本，由于地域狭小，因此日本艺术的风格就显得小巧而精致。客观上，地域特征对人们形成审美观与艺术形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上述的原因，山水画呈现出一些主要的特色：
一、以抒情达意为创作目的
除了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涉及山水之外，真正论及山水画创作的是南朝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开篇便明确指出“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结尾处又说“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画山水画是为了体现自己的“道”，令天地灵趣充满神思，精神得到愉悦畅快，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圣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山水与画家“神遇而迹化”。山水画家面对山川气象充满想象，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中。南朝王微在《叙画》中说：“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髣髴之哉，此画之情也。”以此可以忘却荣华富贵带来的享乐。唐朝王维认为山水画“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把人生襟怀、超凡脱俗的情操与山水之乐联系在一起。这位诗人画家的画充满了诗情、诗境，以致后人就把诗情与画意联系在一起，画境即诗境，都成为抒情、言志的手段。宋郭熙说，君子之所以爱山水，是为了“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山水画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欣赏山光水色”，这是“贵夫山水之本意也”。这些都明确无误地表达了画山水画的目的性。
二、不似之似的绘画造型观
不似之似是中国画造型上的一大特点，“不似”乃留给画家依据自身审美理想处理画面艺术效果的空间，“似”是留给观众的，让观众看得懂，看得懂画家心中的“道”，才能为观众接受并进一步去感觉和理解那不似中的内涵。既能寄托画家的理想，又能为群众接受，这正是“不似之似”的妙处。这一特点与前面所说的历史演变有关，诚如丰子恺先生所说，中国画是羼入了一点文学的，受到庄子等艺术的影响，往往言此及彼。又因为中国哲学观是崇尚自然，人为的因素不会太过，所以“象形”依然是主流，抽象的艺术始终隐藏在艺术造型中。此外，中国绘画由原始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书法与绘画均以线为造型手段，是一种符号式的表现手法，也成就了“不似之似”的结果。
三、气韵生动是山水画的品评标准
南朝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品评中国画的六条标准，便是众所周知的“六法”。首要一条便是气韵生动。中国人追求博大精深，气势宏大，气脉贯通，气象浑然，气息高雅，离不开中国哲学中念念不忘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