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处丝绸之路咽喉地位。西汉在敦煌设郡，从政治上确立了它在西北地区的重镇地位。同时，汉政府在敦煌大量移民屯田，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充分的物资后备。而沿长城的亭障，实际上也是为丝绸之路设立的供应粮食的驿站和军事警卫的哨所，它为确保丝绸之路上来往使者、商贾们的安全和食宿起到重大的作用，为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发展和加强汉族与西域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标志着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和畅通的新阶段。在众多的交往活动中，敦煌始终发挥着与西域联系的桥梁作用。
敦煌是西北重镇，是连通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关系的重要屏障，在中原统治者看来，匈奴等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原不可小视的威胁，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西北边地建设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内容。西汉武帝采取积极防御与进取的措施，“列四郡，据两关”，分段修筑长城，以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主动联络西域各国，达到遏制匈奴的目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置，治所在今敦煌县城西党河西岸。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进行屯戍活动，一直到东汉初年。敦煌郡治西界是玉门关和阳关，为两汉魏晋时期西域与中原往来的门户，各种军政命令都从此传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至现在，在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依然能看到大量的城障烽燧遗迹。就是在这些烽燧里埋藏着古代人书写的简牍，记录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社会事务的各种文书档案以及古代书籍等材料。其中以汉代的材料最为丰富，为我们考察两汉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实物资料。
敦煌汉简的出土情况
古代简牍的发现，已见多次，但大规模发现简牍是20世纪以来的事。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为代表的外国探险者不断进入中国进行探险发掘活动，揭开了简牍大发现的历史。随之而来的如斯文·赫定、贝格曼、橘瑞超等探险家、学者均在河西地区进行了简牍的发掘和整理。与此同时或稍后，中国学者也展开了积极的发掘工作，以黄文弼、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在发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以后，简牍发掘工作开始转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
敦煌汉简的发现最早是在1907年。是年，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汉晋简牍708枚。1913年-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先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获汉简84枚。随后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城障和烽燧遗址中掘得汉简105枚。陈梦家先生将其称为酒泉汉简，但一般在习惯上仍称其为敦煌汉简。考古学史上把在敦煌市汉代敦煌郡烽燧遗址及玉门市、酒泉市汉代酒泉郡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统称为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发现于20世纪初，后西北科学考察团陆续有发现，1979年又有新的发现，特别是1990年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东南三危山麓下，汉代效谷县的悬泉置遗址发掘出数万枚汉代简牍。总体而言，汉代敦煌郡范围发现的简牍时间最早、批次和数量最多，“敦煌汉简”这一名称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
敦煌汉简出土的批次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批始于1907年，即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在敦煌西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得汉晋简牍708枚，其中纪年简166枚，最早者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晚的是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第二批是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先在疏勒河流域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掘获汉简84枚。随后又在安西（今瓜州）、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城障和烽燧遗址中掘得汉简105枚。学者断定是“汉代酒泉郡烽燧的简牍”。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
第三批是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西北古玉门关城（即小方盘城遗址）外的沙滩中掘得汉晋简牍17枚，所记内容为屯戍事务，且均为残册，具体地点、方位不详。
第四批是1944年，由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对敦煌小方盘城及其以东的汉塞遗址进行考察发掘，共获有字汉简49枚（一说48枚），现藏台北一研究机构。
第五批是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共91枚。
第六批是1979年7-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西北95公里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了1217枚简牍，绝大多数为木简，竹简极少。纪年最早者为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的是王莽始建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中汉平帝至王莽时期的简占一半以上。
第七批是1981年3月，敦煌县文化馆得知当地农民在酥油土以北的汉代烽燧遗址发现4枚汉简的消息后，即派人赶赴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