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讲翻译文化篇

杨士焯编著简明英汉翻译教程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修订版）总主编戴炜栋

本讲目标与内容第一节文化差异与表达差异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思维、表达差异上。在英语和汉语中，人们都用“心”来作为七情六欲的中心。人们常说“用心去爱”，英语也说giveyourhearttosomebody（爱上某人）。在西非一些语言里，人们“用肝去爱”（lovewiththeliver），而在中美洲的一些土著语言里，人们“用胃去爱”（lovewiththestomach）（Nida,1993:2）。在中美洲的玛雅语中则变成“腹爱”，在西太平洋上的马绍尔语里变成“喉咙爱”（谭载喜，1999：207）。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有利于原汁原味地传递原文的文化思想。但是，死抠原文字眼的形式对应，常会使译文不能正确传达原文意思。原文读者懂得，要理解一个成语的意义，不能看其字面，而应看其喻义、其文化涵义。但译文读者往往只能看到其字面，而无法理解其喻义，他们甚至会根据其字面，套用自己目标语文化的喻义。

奈达曾提出改变形式的五个条件（1986：38—39）：（1）直译原文会使意义发生错误。如在闪语（Semitic）里，heapcoalsoffireonhishead的字面意义是“堆火团于他头上”，常常被人严重曲解为某种折磨人致死的刑法，其实它的意思是“使人羞愧交加”。（2）借用语会构成语义空白，可能使读者填入错误意义。（3）形式对应会引起严重的意义不明。（4）形式对应会产生不为原作者有意安排的歧义表达法。（5）形式对应会引起译文语法错误、语体不合。总结起来只是一条：当形式对应容易使译文产生误解时，就应该改变形式。但奈达还提出一条重要原则：一些重要的宗教标志，其含义往往极具象征意义，为了在翻译中保持信息的完整统一，就不可随意更换。

第二节直译、归译与目标语文化因素介入一林纾译《鲁宾逊飘流记》的目标语文化因素的介入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在译本的整体把握上就始终以传统的中国文化思想观念来审视原作。他在《鲁宾逊飘流记》的序言中以儒家的“中庸之道”来观照当时鲁宾逊父亲所描述的“守家守业、不冒险”的英国中产阶级思想。按儒家的“中庸之道”，其涵义远非如此。因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不仅要求做到“不偏不颇”“中立不倚”，还要求防止极端，维护正道，一切绝对保持平衡（沈善洪，1998）。我们在林译本中连续读到“此岂仁者之所为”“非仁也”“谓之仁人”（1905：25）、“仁爱”（1905：78，106，194）、“至仁至义”（1905：115）。林译中涉及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表达语还有“勇而赴义，廉而知耻”（1905：148）、“忠心”（1905：156）、“仗义讨之”（1905：174）、“竭忠相待”“其人忠而且公”（1905：202）等。一些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词语也令读者有如阅读中国经典或说部的感觉，如“宠辱无惊”“明哲保身”（1905：3）“不期竟得贤主”（1905：25）、“为充军边远之人”（1905：49）。林纾把原文myarmy译成“羽林之军”（1905：172），无形中徒增“羽林”二字。

二《鲁宾逊飘流记》多译本的目标语文化因素的介入在林纾译《鲁宾逊飘流记》之后出现的多个译本，在目标语文化因素的介入上也表现出各自特色，可以通过这些译本中汉语成语典故的运用看出其中差异。［1］Butitwasenoughtoa?ectmethen,whowasbutayoungsailor,andhadneverknownanythingofthematter.(1991:8)徐译：我这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1959：6）郭译：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1996：7）义译：我不过是个第一次出海的水手，对海上的事情一无所知。（1997：9）黄译：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年轻生手，这景象已足以叫我胆战心惊了。（1998：8）评析：“初出茅庐”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它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比喻初次出来做事，缺乏经验，还很幼稚。徐译添加的目标语文化成分是原作者不可能想象到的，这也是过于追求归化的一种表现。林译文为“实为余放舟时所不经见者”（1905：6），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上述问题。

［2］Ibelieveitwasthefirstgunthathadbeenfir’dtheresincethecreationoftheworld...(1991:53)徐译：我相信，自从开天辟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