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完善内部治理模式保障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
摘要：当前，我国公办高校内部治理主要延续着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形式。在分类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的发展要求。基于北京工商大学的实践探索，针对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体制机制层面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束缚，结合治理的概念，探索并构建“明晰治理目标—确立治理主体—统筹治理资源”的工作模式，通过细化规划方案、分层分类管理、调整组织机构等举措护航学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校；分类发展；治理；内部治理模式
2020年10月，教育部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1]的发展目标。北京工商大学作为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多科性大学，严格落实《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属公办本科高校分类发展方案》等文件精神，按照“有效发挥资源配置和政策激励的导向作用，在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分类评价的基础上，逐一研究并明确市属高校办学定位，推动其在不同层次、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的总体要求，结合办学实际，明确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在高校分类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校以“办出特色和水平”为根本目标，对如何通过内部治理模式建设保障学校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当前，我国公办高校内部治理主要延续着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形式。科层制由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其特征主要包括统一性、权威性、服从性、非人格化等，内设机构纵向分层、横向分工、专业分工明确，运行以责任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核心，强调遵守纪律和服从，遵循专业化、理性化和效率原则[3]。在高校分类发展的视域下，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管理模式显然无法满足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高校分类发展就是以遵从共性规律为基础把特色做鲜亮，同时要着力创新发展支撑强国建设。因此，“办出特色、创新发展”是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点，更是推进学校分类发展的关键点。北京工商大学明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定位后，多次一线调研、科学论证后提出了“商科做强、工科做精、工商融合、双轮驱动”的办学思路，进一步明晰了商科、轻工和食品为主的办学特色。办出特色需要理念为先、思路为要，创新发展需要制度支持、资源保障，学校深入落实市属高校分类发展要求过程中首当其冲面临着内部管理体制带来的难题，主要表现如下：
1.领导层面引导不力，推进学校分类发展呈现松散状态。推进分类发展是高校在较长时期内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奋斗目标，是全体师生的精神依托，是学校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全校上下凝聚共识、齐心合力推进落实；但是，在推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校内明显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的倾向。学校层面围绕分类发展的指标体系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划；但二级学院依然“我行我素”、习惯于立足本学院、本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推进工作，甚至不认同、不理解学校提出的“商科、轻工和食品为主”的办学特色。部分教职工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态度，未能将个体发展与学校发展、学院发展有机结合。“学校—二级学院—教职工”三级主体之间呈现松散运行关系，学校分类办学政策的“指挥棒”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2.落实层面各自为政，资源投入与产出呈低效率状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定有一个明确的而且是生机勃勃的办学目标”，但这个目标“不可能是满足所有人所有要求”[4]。学校需要在众多的要求下做出选择并确定哪些应优先考虑。根据分类发展指标，领导层面有的放矢进行资源分配，研究制定并推进实施相应政策，从而实现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降低学校的发展成本。学校坚持“非均衡发展”策略，在人、财、物等资源的投入上向商科、轻工和食品学科及其所属学院倾斜，重点在于鼓励学校优势学科发挥集聚作用，进而培育并推进交叉学科建设；但是，二级学院的管理相对独立，各学院之间缺乏协同联动机制，各学科之间壁垒难以打破，教学科研资源无法真正实现共用共享，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得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呈现出低效率状态。
3.执行层面保持观望，校级政策呈“虎头蛇尾”状态。推进高校分类发展，教职工是当之无愧的骨干力量，也是最直接的参与者、执行者。学校立足办学类型及定位，从宏观层面制定了学校分类改革发展规划，但是政策导向性、操作性仍不够清晰。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的职责边界存在“灰色地带”，职责分工未能落实到个体层面。现行的政策缺乏相应的绩效考核、激励等配套制度保障，未能有效打通“制定—执行—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职责分工不清晰、政策保障不到位，容易导致教职工只是把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视作宣传口号，未能从“主人翁”的角度去思考自身在学校分类发展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