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重点课题申报书、课题设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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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珍本明清木刻彝文教育典籍整理研究课题设计论证

一、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价值

1.研究现状

彝文古籍收集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起，彝文古籍的收集工作便逐步开展。当时，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罗文笔合作翻译出版《爨文丛刻》，首开彝文古籍翻译出版先河，这一创举引起了诸多学者对彝文古籍的关注。此后，民族学家费孝通在了解到彝文文献的重要性后，倡导对彝文进行翻译研究。而时任毕节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的李仿尧更是积极投身其中，他下乡工作时带领人们走访彝族老布摩，并开始在毕节地区各县收集彝文古书，还于1955年倡导并筹建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邀请了罗文笔之子罗国义、布摩世家的传人王兴友等诸多有名望的布摩参与整理翻译工作。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在不同阶段成果颇丰，从1955年成立到1966年，共搜集彝文古籍282册，部分赠予北京文化宫、中央第四语言工作队等，留存255册。后来虽历经机构撤销、恢复等波折，但收集工作一直在继续。例如，1956年到1958年，贵州省民委在威宁自治县黑土河一带收集51部彝文古籍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1986年到1996年期间，配合各类活动，威宁自治县民委收集近200册，赫章县民委收集200余册，大方县民委收集近300册（其中110余册交到奢香博物馆），纳雍、织金、金沙等县民委也各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彝文古籍；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彝文文献中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大量征集彝文古籍时，在毕节地区境内征集去300余册；2008年至2009年，毕节地区档案馆从各县征集彝文古籍近180册。

此外，各地民委以及西南民族大学彝文文献中心等机构也陆续加入到彝文古籍收集的行列中，不断扩充着彝文古籍的馆藏数量，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彝文古籍整理及翻译、出版情况

在整理及翻译、出版方面，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从1955年到1966年，该组整理、翻译了《西南彝志》等25部，52卷，译文约80万字，加上音标、字译、句译、注释，共200余万字。不过，在1966年8月，该翻译组被撤销，原稿和译稿遭到没收烧毁等情况，损失惨重。

“文革”结束后，1977年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恢复，后续又不断取得新成果。1980年，其被批准为国家常设机构并定编。1986年至2007年，威宁、赫章、大方等县的民族工作部门内也纷纷成立古籍办、彝文翻译组、文献研究中心等机构。期间，整理、翻译出诸多不同类型的成果，如《奴仆工匠记》《彝文字典》等油印本，为贵州大学中文系整理、翻译彝族民歌、民间故事等，还积极培养农村翻译人员，发展农村翻译网点，整理翻译出大量初译稿。并且，在1982年至1988年3月，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出版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爨文丛刻》等著作，发行数量可观。

同时，各地也陆续出版了众多彝文古籍相关著作，比如四川地区的《勒俄特依》《玛姆特依》《阿莫尼惹》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哲理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彝文古籍的研究资料。

彝文古籍面临的问题

目前，彝文古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一方面，彝文古籍日益流失，损毁严重。许多古籍由于保存条件不佳、历经岁月沧桑以及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等原因，出现纸张破损、字迹模糊等问题。像一些散藏于民间的古籍，往往因保管不善，面临着自然损坏的风险。

另一方面，整理工作面临资金缺乏和人才缺乏等问题。整理彝文古籍需要专业的修复设备、技术以及大量的人力投入，从古籍的修复、翻译到分析等环节，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然而，当前既懂彝文又具备古籍修复、整理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稀缺，且相关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比如走访收集古籍的差旅费、修复古籍的材料费用、培养人才的教学费用等，但实际中资金来源有限，这极大地制约了彝文古籍整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2.选题意义

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

彝文教育典籍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彝族在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智慧结晶。通过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能够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更为系统、规范的形式保存下来。例如，那些记录着彝族古老传说、祭祀仪式、传统技艺等内容的典籍，若不加以整理保护，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传。对彝文教育典籍进行整理，就像是为彝族文化搭建起一座坚固的桥梁，让后人能够跨越时空，领略到彝族先辈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进而将这些优秀的文化元素传承下去，使其在新时代依然能够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促进中华文化认同

在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彝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研究彝文教育典籍可以增进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