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协商治理：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命题
张衡李赛赛岳苗玲
摘要：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着高校治理的实践模式。高校数字协商治理在实质民主、多元共治、教育舆情治理、科学决策方面作用突出。高校可从载体渠道、体制机制、文化氛围入手，以充分释放协商民主活力。作为新兴事物，数字协商难免存在局限。对此，可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管控平台风险以规避数字异化、增进公共理性以谨防合作难题等，以彰显数字协商治理优势。
关键词：数字协商；数字治理；高校数字化转型
高校协商治理是协商民主和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1]。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师生在大学治理中拥有参与权；但受管理体制影响，高校往往过度依赖行政手段推进管理，师生容易变成治理场域的“局外人”。“教代会”“学代会”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化问题。普通师生缺少参与机会与渠道，难以充分表达诉求，因而可能会诉诸网络发泄情绪，严重时还会引发极端事件。这表面是组织与个体的张力，背后则是对学校内部规范效力存疑与师生权利缺失弊病[2]，也说明学校规范、标准制定缺乏充分协商，过多强调组织“绩效”而一定程度上忽略师生个体“权利”，导致规范欠缺合法性认可。
大学内部治理是多元主体、多向互动过程，必须创造良好协商氛围和条件，促进民主参与。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数字技术开始走向更深入的治理领域，实现从工具应用、数字化服务到治理数字化变革的跨越。《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强调，在推进“事务处理型”应用建设的同时，应高度重视“事务分析型应用”建设，构建“决策支持类应用”，这为数字赋能协商治理提供了巨大潜能。
高校数字协商治理的价值意义
数字协商是协商民主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具有参与广泛、议题多元、对话平等、效果即时等特点，相较于传统协商模式，实现了价值层面的重大跨跃。
第一，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有机统一。数字技术在延伸交流互动空间、实现民意集合的即时性方面具有优势。推动数字协商建设，利于提供实质民主渠道，丰富师生治理参与形式。通过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多元空间、主体的联结，拓展治理参与群体、促进参与机会平等，解决民主参与“房间里坐不下”等问题。同时，它也能够纠偏代议制下精英决策中有限理性、人情逻辑、简单票决等缺陷，利于实现“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直接民主从理想变为现实。
数字协商治理以技术精准识别师生诉求，由关注“整体群众”到兼顾个性化需求。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简单的比例代表制、意见征集等民主方式，展现了普遍、直接的民主参与过程，从而避免片面地倒向“声响最大”的参与主体[3]。这既便于求解传统校务治理供需匹配难题，也利于回应“原子化”表达“失声”困境、解决师生发声渠道不畅问题，彰显“以师生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第二，变教育“多元共治”设想为具体实践。传统协商民主形式中，“多元共治”治理实践容易表面化，使多元主体参与显得可有可无。数字协商下，协商形式及渠道的平等开放使多元主体变“被动参加”为“主动参与”，利于其全面表达观点诉求。这超越了等级化、行政化的协商形态，也改变了多元主体的表达方式和交互方式，促进了即时良性互动[4]，有助于“多元共治”民主实践。此外，数字技术可为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智能教育实验”。这既能拓展教育领域统一战线范围，即由以现实空间为主向兼顾虚拟空间方向发展，也丰富了立体（党际、党内、党群）协商网络和协商民主形式。虚拟空间的试点探索，既利于师生民主素养养成，也方便明晰数字民主适用领域和可行路径。机制创新的渐进路径，“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增量改革，利于降低改革成本风险。
第三，开辟教育舆情治理的新路径。数字表达适应了自媒体时代的“表达中心观”，纠偏了传统的“反馈中心观”——围绕既定决策思路或安排（政策输出）征求意见。由此，数字协商平台成为纾解组织潜在风险的重要空间。
通过对各种师生诉求的智能分析，数字平台可自动发出预警，促使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由此，师生参与完成了从“输出性”治理参与（象征性参与）为主到兼顾“输入性”治理参与的转换。从而，在传统显性风险类舆情的“事后被动回应型”治理外，探索了隐性风险类舆情的“事前主动干预型”治理路径。这为提升行政部门舆情预警、整合能力，缓解校务中组织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张力提供了渠道，利于营造和谐稳定教育秩序。
第四，促进信息充分下的科学决策。数字协商治理丰富了“参与式民主”和“互动式民主”渠道，通过从“反馈”到“协商”的转变，使蕴含民主参与精神的“智慧决策”成为现实。数字协商治理通过扩充参与主体规模、充分公开决策信息，大大提升了协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相较于传统的实地走访、座谈会等方式，数字协商通过数字技术高效汇集数据，并进行多维度分析，为科学、合法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更具效率，也能更好顾及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