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在古代英雄史诗中是个老题目。人们谈虎色变，但英雄们却偏向虎山行；这一种“反差”，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世人对英雄的景仰。故我国古典小说中的打虎英雄相当多。
武松打虎
但是，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名气的角色能有多少呢？细细想来，委实不多。若从打虎“成果”上考察，连打数虎的好汉不乏其人；若从“威慑力”上比较，最了不起的要算《说唐》里的雄阔海，他两手抓住两只老虎，两虎动也不敢动。这一类描写是十分省力的，然而，却违背了人情事理，是廉价地兜售“英雄桂冠”，读者很难信服，故很难产生亲近之感。的确，写英雄人物可以运用“夸张”手法，将主人公的各种性格素质都汇集到英雄本色和英雄气概的焦点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廓大”。夸张，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只有对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恰到好处，做到《文心雕龙》所强调的“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李逵杀虎
《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是打虎传奇中脍炙人口的两段文字。它们没有用廉价的夸张去抛售审美“快感”。两位梁山好汉的精神力量经过艰苦的运动，终于突破了重重险阻，显得磅礴而自由。诚如黑格尔所形容的：“环境与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就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武松和李逵，都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同猛虎拼搏的。武松是醉打，一口气喝了十五碗酒，大大超出了“三碗不过冈”的“安全线”；加之一上来就折了梢棒，纯然是赤手空拳，解除了武装。李逵则是饿拚，为接老母上梁山，他吃尽千辛万苦，背着娘“一步步捱上岭来”，喉咙里“烟发火出”，浑身“困倦的要不得”，他是忍着饥渴迎战老虎的。这样，就使两位英雄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他们在同猛虎格斗的过程中，肉体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领受了巨大的“痛感”。在心灵上，武松和李逵同样也经受了巨大的痛楚。他们是作为世俗之人与“兽中之王”狭路相逢的，内心的波动并不完全闪烁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之光，始终晃荡着凡人的种种意念。武松一开始不相信冈上有虎，“你鸟子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他如此斥责好心相劝的酒家，委实有点借酒使泼。后来，在山神庙读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再回酒店，又怕“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爱面子，逞强，叫人怜爱得啼笑皆非。当猛虎真的扑将过来时，武松并不镇定，吓得大叫“呵呀”，惊得“酒都做冷汗出了”，而且“慌了”手脚，将梢棒劈到枯树上。待到打死了老虎，他也同常人一样，“手脚都疏软了，动弹不得”，并且草木皆兵地将两个身披虎皮的猎户误认为“两只大虫”，绝望地惊呼：“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李逵的内心波动没有这么多层次，一来，他是个鲁莽的“铁牛”，肚子里没有武松这么多“弯弯绕”，二来，他在仓促之间领受了丧母的切肤之痛，感情的旋流顿时荡尽了人世间的种种荣辱，逞能也好，“英雄”欲念也好，这时候同他全无关系了，他渴望的就是两个字：报仇！“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李“铁牛”怎能不“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呢？“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他手掣腰刀逼向母大虫，想到的是找仇敌算帐，怀的是一片孝心，没有拉开“英雄”的架势，端的是一个贫家孝子。等到杀了四虎，这位“存孝”黑汉，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慷慨高呼：“亲娘，你的仇孩儿报了！”他同常人一样，在经历了极度的愤怒和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之后，“困乏了”，不由自主地“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直到次日清晨，这位孝子才收拾了亲娘的两腿及剩下的骨殖，用布衫裹了，掘土坑葬了。此时此刻，也只有此时此刻，李逵才有心思、有可能为母亲的惨死“大哭了一场”。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水浒》的作者十分得体地表现了两位英雄在打虎过程中所经受的“磨难”，包括肉体的磨难和心灵的磨难；他没有让武松和李逵所向披靡，顺顺当当地打死和杀死老虎，而是在仓促之间，在逆境之中压倒对手的。如是经营，读者就同主人公一起，领受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这是在磨砺中油然而生的快意，无须小说家用过分的夸张，用一些附加上的、偶然的因素来抚慰和成全。这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痛一一快”！
打“纸老虎”没有美感。用现代化的捕兽装置捕虎，也很少美感。唯有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虎相互较量，才能惊风雨、泣鬼神，叫人们心弦震荡，俯仰和鸣。《水浒》这么做了。武松和李逵在打虎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上演一幕传诵千秋的“英雄戏”；他们在生死关头亮出来的，恰恰是每一个普通人所能有的感情征象。没有英雄欲望的英雄，最容易叫人亲近；用凡人身手创造奇迹的英雄，最容易令人信服。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之所以兀立于打虎英雄之林，受到广大读者的由衷欢迎，其关键和诀窍乃在于：他们是代表“人”打虎的，他们捍卫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