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病患者报告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生疏而又倍感奇特、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可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行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消灭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除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峻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
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标准、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根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缺乏，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逆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进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卑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卑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终一站。回归家庭，对大局部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照旧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遗忘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格外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缺乏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急，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抖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
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全部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工程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小安骄傲地表达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渐渐光明，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从前的荣光。“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突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知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全部人都在谈论他，想要杀害他……“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由于病了，还是由于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今，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25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念和急躁，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裂开。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由于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乏、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方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知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全部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25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
住在女方家购置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25年，家添丁，女方家打算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
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居。
于是，小安的哥哥最终有了宽阔光明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承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