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对我国以农为主的农耕国家的农业生产兴旺与连续起到了重大作用。陈广忠先生的《二十四节气———创立与传承》一书，阐述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创立的历史过程，对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规律论述较为丰富而深刻。科学把握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发展回归的规律，是顺天应时、搞好农业生产与养生的关键。
01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所以人们自然要十分精勤地观测天象。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天文学最早的国家之一，远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阴阳历》，每年366天。
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66年)时期，已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天文历法，当时采用的是《阴阳合历》，将闰月放在岁末，称为十三月。
西周(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1年)时期，天文学家用圭、表测量日影，确定冬至、夏至和一年的节气，来指导农牧业生产。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汉武帝命令官员在古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新的历法——《太初历》(公元前104年成书)，沿用200余年。
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初年，国家又制定了《四分历》。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1年)时期，祖冲之制定《大明历》，首次将岁差计算入内，每年365.2428天，与现在的精确测量值仅相差52秒。
相传夏代历书《夏小正》载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由此可知，早在夏代时就用北斗星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相传作于战国时代的《鶡冠子·环流》也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则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可见西汉初年已经将北斗定季节的方法，发展到以斗柄指向寅卯等十二方位，确定正月、二月等十二个月了。
《史记·天官书》则总结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言天帝坐在由北斗组成的马车上巡行四方，行一周就是一年，并由此区分出一年中的阴阳两个半年，分判出四季和五个时节，节气和太阳的行度也由此可以确定。
古人把天象的变化和农业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太阳出没和月亮盈亏的周期定出日月，如昼夜交替为一日，月相变化一轮为一月。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
02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时。《淮南子·天文训》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二十四节气，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创造，对我国以农为主的农耕国家的农业生产兴旺与连续起到了重大作用。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历法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浑然一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从古至今，农田的耕种、收播都要依照历法行事，顺天应时，按照季节变化来从事农业生产，以求五谷丰登。四季循环，就是一个生产周期。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农民懂得农作物因季节节令变化收成有多有少，更懂得精耕细作与粗放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
江淮地区有个农业谚语诗歌总结说：
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多栽树，春风犁不闲，清明点瓜豆，谷雨要种棉。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谁都不敢耽误了农业收种季节，上到天子，下到百姓，都强调不失农时、不违农时、不误农事，国家颁布月令、历书，强调遵守节气。为了农业丰收，人们勤于观察天象，预测气象与水旱。一些天象的变化常常被看作是水旱、饥馑、疾疫、盗窃等自然、社会现象的预兆。
在农业生产兴衰预测中，古人特别看重岁星即木星。《史记·天官书》中提到的摄提、重华、应星、纪星等，都是岁星的别名。古人认为，每十二年中，有大丰年两年，丰年四年，饥年四年，旱年一年，大旱年一年。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一康。”古人还认为，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而荧惑运行到某一星宿，这个地区就会有灾祸等。
《史记·天官书》曰：“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岁早，水;晚，旱。”这些话都带有判断年成的意思。《天官书》还认为：大凡测候年岁的丰歉美恶，最重岁始。岁始或指冬至节、或指腊祭的第二天、或指正月初一的黎明、或指立春节，这些都是候岁的重要日子。
陈广忠先生研究《淮南子》40多年，出版有关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90余篇。这本《二十四节气——创立与传承》一书，阐述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创立的历史过程，对二十四节气的科学依据，对二十四节气的二“至”、二“分”、四“立”，小、大“雪”，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