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语境写作视域下“动人”的堂奥
摘要《与妻书》兼具文学艺术之美与情感之真，历经百余年仍被后世广泛传颂与珍视，其持久的魅力得益于其独特的篇性特质。从交际语境写作理论的理论框架出发，揭秘《与妻书》“四位一体”
（即“与妻”“与己”“与世”“与敌”）的篇性特征，为语文教师提供一种更深入、新颖的文本阐释视角。
关键词交际语境写作《与妻书》篇性
《与妻书》字字泣血，笔墨含情，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一百多年来让人们倾情诵读，缱绻不已。试问，它何以具备跨越时空的巨大魅力，打动心有戚戚的“后之览者”，并且成为海峡两岸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篇目？除了“鹣鲽情深”之外，它还隐藏着怎样的动人密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开掘《与妻书》独特的篇性特质。笔者试从交际语境写作的视角来解读文本，从“四位一体”的角度来揭秘“这一篇”的独特魅力。
西南大学荣维东教授在《交际语境写作》一书中指出，交际语境写作即为达成特定交际目的、针对某个话题，面向明确或潜在的读者进行的意义建构和书面交流[1]。他强调在撰写过程中，必须具备对作者身份、读者群体、讨论主题、写作目的以及文本体裁的深刻认识。隶属于“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与妻书》就带有应用性质，是作者林觉民在特定语境下的创作。从写作心理的发生机制角度审视，作者所欲表达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不仅受到其主观意愿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内心所设想的受众的影响，此即为作者的“读者意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读者意识”扮演着监督与调控的角色。在创作前，作者会进行一系列自我反思：目标受众是谁？他们具备哪些知识背景？需要向他们传达哪些信息？此类自我质询将对作者的写作活动产生重要的调控效应。虽然荣维东教授提出的交际语境写作理论根植于写作学领域，但该理论同样适用于阅读教学领域。笔者认为，在解读《与妻书》时，抓住“读者”这一要素，便可以举重若轻，窥觊全貌，直抵语篇的“此中真意”。
在交际语境理论中，“读者”被分为“他人读者”“作者读者”“文化读者”“理想读者”四大类。[2]“他人读者”是写作真正重要的读者群体，又可以分为明确的个体读者、明确的群体读者、不明确的他人读者；“作者读者”指的是语篇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文化读者”指的是读者不属于具体的读者群体，他们属于某个时代或者言语社团，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时代的倾向性、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大多数人的价值需求；“理想读者”指的是作者在写作时所拟想的具有相应的语境知识和阅读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并识别作者意图的那些阅读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类型时常交叉融合，以《与妻书》为例，作为丈夫的林觉民，深刻表达了对妻子陈意映的依依不舍和反复的安慰；作为独立个体的林觉民，详尽阐述了自己义无反顾、主动赴死的动机和深远意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以身先士卒的就义行为试图激发“同志者”坚定的战斗意志和唤醒国民沉睡的意识；作为民主革命的战士，林觉民表达了对敌人的强烈控诉和鄙视。简言之，设定读者不同，写作目的随之变化，语言表达亦有不同。因而，《与妻书》的恒久魅力其实来源于它“四位一体”，熔“情、义、理、愤”于一炉的篇性特质。
接下来，笔者拟立足写作学角度，结合“交际语境写作”的基本观点，研探交际语境下《与妻书》“动人”的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与妻书：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交际语境理论强调写作要有明确的读者意识，读者不仅仅是文章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与作者一起进行交流的积极对话者、意义建构者、文章合作者。《与妻书》首先是一封“情书”，陈意映就是这封情书确定的“他人读者”，写作目的是向妻子剖白心迹，使其“察吾衷”。
一方面，这封书信确有不事雕琢、纵情表达的一面。林觉民在信中毫不掩饰对妻子的款款深情，他直白地称呼妻子为“卿卿”，还毫不隐讳地向妻子多番表白：“吾至爱汝”“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这在先前的士人文字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封书信甚至见证了林觉民信仰立场的转换。“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汝不必以无侣悲。”林觉民想象自己离开人世后以魂灵的形式与妻子相依相伴。一个极其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为了安抚妻子的哀痛，竟甘愿做一回唯心主义者！初读觉得浪漫至极，再读却觉悲从中来，若不是现实中无路可走，又何至于此？若不是深爱意映卿卿，又何至于此？未知苦处，不信神佛啊！
另一方面，这封书信也有侠骨柔肠、隐晦达意的一面。文中多有矛盾之处，细细品咂，便会发现这些矛盾之处恰恰是《与妻书》的动人之处。一般来说，情书往往以情动人，逻辑相对简单。林觉民为了确保陈意映能够清晰明确地接收他的“情意”，本应采用直截了当、直抒胸臆的语言表达方式，但他却向妻子交代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逻辑链。林觉民在信中一边反复叙说“吾至爱汝”，一边又决意“不顾汝”“舍汝而死”。为何“至爱汝”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