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样态下的文化心理
从《尚书》记言，到《春秋》记事，再到《左传》叙事，东方叙事体系完成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宏大建构。《左传》作为承载历史责任和思想道义的史料载体，体现着“以史传经”的叙事样态，其投射出的史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当以昭显。从历史地位来看，《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从创作心理来看，《左传》对于《春秋》中历史事件的呈现和儒学礼义的阐释，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春秋是礼的世纪，也是人文的世纪，这是继承《诗经》时代宗教坠落以后的必然发展。[从创作方式上看，作者同样以灵活的视角，多重的模式和独特的笔法来实现对历史的架构和再现，展现出了鲜明的“东方叙事”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代表作品的审美追求和文化要义，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了两个要求，即审美途径和文化阐释。笔者从叙述视角、叙述模式和叙述笔法三个方面切入，尝试探求阐释《左传》文化旨要的有效路径，以还原经典作品背后的文化心理。
一、叙述视角
叙述视角是指事件的叙述者对于事件观察和呈现的角度，具体体现为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下的限知和全知角度。我们以《左传》等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研究基点，阐释“东方叙事”的文化现象，为经典研习铺设真实的鉴赏路径，也是对文化自信的忠诚坚守。
1.宏观的场景全知俯瞰
史类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惯常呈现形式是全知俯瞰，用宏观的历史场景去诠释史家客观的“实笔”。叙述者不介入历史事件，而往往以“局外人”的身份去俯瞰历史，以相对客观中正的态度去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春秋时期，征伐不断，对于军事与政事场景的俯瞰勾勒，成为左丘明的惯常笔法。
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对军事行动的简化叙述，成为俯瞰勾勒的一条有效渠道。纵观《左传》，除对“城濮之战”等场景相对细腻的笔绘之外，鲜见详细的军事场面的描写。两处节选片段，展现了一种相近的叙述策略—一全知俯瞰，简笔勾勒。交代战争的时间、对象、形式和结果，一以贯之，少有枝蔓。这种策略普遍体现在其他军事与政事叙述中。恰恰是这种策略，将史书庄严与客观、立体与全面的记载意义昭显。
2.个体的状态限知聚焦
叙述者介于史事之外，始终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叙述，所以《左传》中的限知，并非叙述者的叙述认知受限，而是故事情节中的他者对于叙述对象的认知受限。这主要体现在以“内心独白”为形式的心理描写上。这种限知的聚焦，与宏观的场景勾勒形成鲜明的比照，通过人物内心的独白，解释了《左传》所承载的儒家思想礼义，体现了史书的价值导向和文化心理。
宣公二年。宣子（赵盾）骤谏，公患之，使鉏魔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魔退，叹而言日：“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左传》中鲜见的“内心独白”，此为一例。见赵盾准备礼服上朝，因时间尚早而坐着闭目养神，以待上朝时辰。鉏魔见状主动放弃刺杀，“叹而言”，可视作鉏魔内心活动的语言外显。赵盾不忘恭敬国君（准时上朝），杀此人，不忠；背弃命令，失信；忠信难全，唯死谢罪。“触槐”折射出的文化心理，是对礼义、道义、忠义的坚守。这样的坚守，与儒家礼义内涵遥相辉映。
二、叙述模式
1.闭环的呈现情节贯通
中国传统叙述特征，以孔子《春秋》为肇始，以主事为纲，兼以枝叶，呈现出鲜明的线形贯通的特点。《春秋本义·通论》也认为，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数十年之通而后见。这也佐证了《左传》以线索成就叙述模式，其具体表现为时间线、事件线、人物线和国势线等。《左传》在众多线索的牵引下，呈现史实样态，发微儒家礼义。
僖公二十三年。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日：“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
从时间线上来看，从僖公二十三年到僖公三十年这七年时间，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时间闭环。这个时间闭环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晋文公和郑文公，也完成从最初的“不礼”到最后的“围郑”的人物和事件闭环。从叙述模式角度看，叙述者完成了一条线性的贯通，也体现了“一事必有首尾”，即叙述有本有末。在这个闭环叙述中，叔詹之言和晋侯之语强化了事件发展的逻辑。郑文公不纳叔詹之劝而失礼于重耳，致国于危；晋文公不纳子犯之劝，去郑退兵，显人之义。人物的高瞻鄙短之外，强化了“礼义”之于战事的“第一名义”，这同样是《左传》要传达出的要旨。
2.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