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兴衰往往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文教事业能否兴盛，与地区局势是否稳定关系密切。明清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书院教育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推广。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在漫长历史中的发展，至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发展至最巅峰，而这些进一步推动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的发展。
加之当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政策”，使当时边疆地区的书院除去输送人才的职能外，还具备了“重构社会秩序”的功能。
而宁夏作为西北重镇之一，其书院的发展更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那么宁夏地区的书院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01
宁夏地区的书院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尚武保民、以教安民、重教兴民。
明洪武九年前，宁夏地区因北元骚扰，局势动荡；而其作为内外军事的“咽喉重镇”，在明朝代代统治者的建设下，其军事属性愈发突出，这也因此延缓了宁夏地区书院出现的时间。
直至嘉靖十七年，宁夏局势才足以稳定支持书院的发展。当时的巡抚吴铠建立了宁夏的第一个书院——养正书院（后改为揆文书院）。
然而养正书院的出现只是服务于当时的军事建设需要，但其“文以明道，武以攘夷”的思想，为宁夏地区书院教育的兴盛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三十六年，随着噶尔丹在宁夏地区兵败自尽，该地区军事功能减弱，清政府将当地的政策改革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府州县制。
雍正三年宁夏府成立后，宁夏社会的经济步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作为长久以来有着“塞上江南”美誉的宁夏地区，在经济全面发展之后，在和周围各地经济往来的过程中凭借自身丰饶的自然资源，从穷乡僻壤一跃成为江南文人“移民”的最佳选择。
经济的兴旺和文人学士之风的润泽，使当时的宁夏呈现出“士莫不蒸然，奋兴相厉以学”的盛况。
时任知府的赵本植见百姓读书热情高涨但各级官学数量较少，于是组织兴办书院以满足百姓所需，于是诞生了宁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院——银川书院。
此举不仅对当地的人才建设十分有益，同时使当地少数民族的“思想层面大一统”深入人心。
后来自康熙时期起至清末，中央书院改制政策如火如荼，宁夏地方的书院建设相比从前发展势头迅猛。当时宁夏地区的官员皆将书院建设看作头等大事，凡大小事务皆亲力亲为。
在《奎文书院碑记》中便记载了杨芳灿所言：
“凡事有轻重，有大小，宏奖人伦，正俗维风之本，此公之责，亦余之志也，藐兹小构，其何所靳焉？”
显然，清政府“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教育方针直接将宁夏地区的书院建设的“教化性”展露无遗。
然而即使宏观层面如此积极，天灾人祸却藏其中，区灾后经济的萎靡、人员的锐减让宁夏地区的书院发展表现出时断时续，连续性不足的特点。
明清两代，宁夏地区地震尤其频繁，时隔几年就发生一次。
尤以乾隆三年（1738）宁夏银川、平罗地区8级大地震最为严重，自然灾害不仅对百姓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对于书院的发展来说也十分不利。
同时，明末清初的朝代更迭、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等战乱，也使得当地书院被人为破坏了不少。
左宗棠在战后曾视察兰州附近书院损毁情况，感慨道：“省城未破坏，地方且如此，外县可知矣！”可见，战乱对书院的打击是何等沉重。
而反复的重建很难保留并恢复书院原来的风貌，许多书院焚毁于战乱中，让当地的教育事业一度趋于停滞。
宁夏地区灾后经济的萎靡、人员的锐减让书院教育表现出时断时续，连续性不足的特点，这对宁夏书院自身以及一地文教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02
宁夏自古以来就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少数民族为宁夏的经济开发以及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明清时期宁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流，使该地区少数民族受教育的需要和被教化的需要进一步发酵。
同时官学对于学生家庭背景的限制也导致了当地一大批志学之士无处可投的情况。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宁夏书院史上，两所少数民族书院的产生。
一所为左宗棠主持修建的归儒书院。归儒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过程中唯一一所专为回族子弟开设的书院。
同治十三年（1874）西北回民大起义，清政府逐渐意识到武力压制并不能保证西北地区的长治久安，于是决定在限制回民活动的同时，也以儒家文化教导其遵守“尊卑秩序”。
左宗棠曾说：“回民鲜读孔孟之书，故不明义理，因而不知趋向。”
汉人自幼就受儒家文化熏陶，大多能做到安分守己，而回民虽本性善良，却未受儒学教化，这是其时常犯上作乱的根源。
这一思想在他亲自作的《归儒书院记》中具体体现了他想通过办书院来“以儒者之说进之”，在思想上将回民同化的初衷。
在当时民族同化政策的限制下，归儒书院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主要选用清代书院一般性教材，即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
同时，鉴于地域的特殊性，封建伦理道德也是归儒书院生徒学习的主要内容。
其中最不能绕过的内容就是清朝皇帝钦定的《圣谕广训》。
《圣谕广训》是清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所颁行的一套以约束百姓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涉及甚广，涵盖忠孝、宗族、学校、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