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典纪传文的教育策略
经典纪传文，作为经典文章中的经典变体文章的一类，是古今经典文章中宝贵的文化资源，指的是以人物生平、人物经历、人物影响等为特定对象来表现人物品质、突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的一种文体[1]。这种文体不但具有选材的精当性的特质，而且具有描写的传神性的特质，更加具有再现的纪实性的特质[2]。因而在探讨其教育策略时，要求施教者必须以文章学为统领，引导受教者既要把握经典纪传文的自传性、他传性、评传性等基本类型，又要把握经典纪传文的鸟瞰式、追溯式、板块式等大体结构，还要把握经典纪传文的点面结合、正侧相映、繁简得宜等表达技巧，更要把握经典纪传文的平稳实在、浅显质朴、典雅凝练等语言风格，以期不但能从中“求真”并促使其“探索品质的养成”，而且能从中“向善”并促使其“道德良知的觉醒”，更加能从中“崇美”并促使其“自由心灵的建构”[3]
一、经典纪传文的教育要把握基本类型
经典纪传文具有自传性、他传性、评传性等基本类型。这与文艺学尽最大的力量而关注的品类一一经典诗歌、经典小说、经典戏剧等以虚构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基本类型是有所不同的。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1.经典纪传文的教育要把握自传性的类型
自传性的类型的经典纪传文，就是作者以叙写自己生活之中的某些片段或某一方面的经历为主，要求不容许有什么怀疑，既有足够的客观性，又有可靠的真实性。鲁迅的《鲁迅自传》就极具代表性。作者叙写了自己十三岁那年，于京城做官的祖父周福清因故人狱，父亲周伯宜看到没有前途了，经常借酒消愁，还吸食鸦片，加之又患肺结核，很快就离开了人世。这时候的自己才十五岁，自然要担当起顶梁柱的责任。于是，只好找寻那些既不收学费又不收饭费还有津贴的学校去念书。十八岁那年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待了半年后，觉得不适合就退了学，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矿路学堂，学习是非常认真的，并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且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已决意要学医了，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又弃医从文，再到东京，同几个朋友制订了一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受挫了。自己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最后只能回国，先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后到绍兴师范学校做校长；再走出，到北京教育部做部员；后走出，到北京几所大学做讲师；又走出，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做教授，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就一直住在上海。作者这样叙写，施教者引导受教者读之，受教者势必会对鲁迅的求真知、寻真理、悟真谛的曲折经历肃然起敬。
2.经典纪传文的教育要把握他传性的类型
他传性的类型的经典纪传文，就是作者叙写他人的生活与经历，并通过其一言一行而予以再现，要求忠诚地对待史实，既有充分的稳妥性，又有弥足的信赖性。像司马迁的《廉颇葡相如列传》等就极具代表性。作者叙写了廉颇、葡相如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直爽正派，或忠实厚道，或冒失轻率，或聪明灵活，形象特别鲜明。《廉颇葡相如列传》一文五次渲染了葡相如操天下大势为己用的睿智：第一次，为国解除危难，他利用国际舆论，借使秦国负曲之势，而捧着玉璧按约至秦赴会。第二次，秦王得玉璧不偿城，他以“璧有瑕”而逛得玉璧后，抓住秦王贪婪的弱点，欲以玉璧击柱相威胁。第三次，抓住秦国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之过，他借理在己方之势，而派人怀着玉璧回到赵国。第四次，渑池之会，他借“五步之内以颈血溅大王”之势，意欲跟秦王拼命，逼迫秦王就范，并为一击缶。第五次，他借“赵亦盛设兵以待秦”来袭之势，迫使秦国唯恐不能自存，而不敢轻易动兵。葡相如的机智勇敢、多谋善断、意气风发，已是光彩照人了，而作者笔势陡转，叙写他对无理取闹、寻事生非的廉颇一再宽容忍耐，一再谦逊礼让，连门客都为之感到羞愧。当门客决计要离开他时，他才袒露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实情。作者如此叙写，施教者引导受教者读之，受教者眼前势必会浮现一个智慧绝顶、勇气过人、胸怀宽阔的贤臣形象。
3.经典纪传文的教育要把握评传性的类型
评传性的类型的经典纪传文，就是作者按照人物的生平顺序予以展示，并表明自己的观点与态度，要求不容许凭空杜撰，既有牢靠的证实性，又有坚实的确定性。像牟宗三的《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就极具代表性。作者主要是从学问和人格两个方面去“认识”梁漱溟的。就其学问而言，他认为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在学问里面，要让自己既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力的生命，而不是被书本知识所左右。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实在是为了弄清自己的生活或生命中所遇到的问题，完全没有把学问当作一个客观外在的对象去追求，学问的根本是为解决毕生思考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服务的。就其人格而论，像他民国初年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便发愤地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后来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