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文坛的巨星，这不仅因为他全面的艺术实践，对诗词文革新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更因为其独具魅力的人格、豁达的胸襟而深受后人推崇。这种人生境界可概括为无为、淡泊、超脱。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坎坷、大起大落，终其一生又是乐观的一生，积极进取的一生，极不平凡的一生。历史上许多学者认为苏轼是“三教合一”的代表，把儒家独善其身的独立精神人格与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以及佛家宁静淡泊的心态联接在一起，建立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仕可隐的自然人生哲学。我认为道家超然物外、物我其一乐观胸怀，对人生永不言弃的执著，向往自由、逍遥的人生境界，对他的人生影响尤其深刻。本文将从苏轼人性的回归、与道的自我融合、走向逍遥三方面论述接受道家思想的心路历程。
苏轼入仕后，并没有束缚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上，没有把仕途看作是实现人生的唯一追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能否出仕完全在于时代，入世与出世一方面由外在条件而定，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自身。这与道家思想中的“无为”特别相似，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特别是“乌台诗案”后，他对官场有了进一步认识，朝廷所谓的为国家选拔人才只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让其心悦诚服地为统治者卖命，成为忠实的奴才。而苏轼个性鲜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有独立的政治见解，一心想做安邦定国的治世之臣，不满于作驯服的工具，必然遭到当政者的嫉妒和防范，统治者对文人授予高官厚禄，一旦及第便飞黄腾达，套上名利的枷锁，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甘心出卖人格，苏轼对这种人生产生了的怀疑，最终借助道家思想的调节，达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统一。
新法开始后，苏轼的政治事业急转直下，从偏僻的黄州、惠州、一直到天涯海角儋州，谪居南荒12年之久，政治上被贴上“奸党”。困难没有压倒苏轼，九死一生的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这些都是他在贬居黄州期间所作，此时的苏轼已厌倦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希望能回做真正的自我，返朴归真，苏轼已不自觉地向老庄靠拢了。在惠州，他自嘲“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对人生的多角度思考，使他度过了生命中一个又一个难关，从未被苦难击倒。
苏轼反对异化，主张回归到真我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庄子关注个体存在意义，要为个体存在寻找归属，他以“为个体立命”为己任，反对人被外物所支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哉!”他主张破除这种“役于物”的假我、非我状态，返回到自我本身。生命的存在不光是为别人活着，要活得真实。
饱经宦海沉浮后，苏轼对仕途有了新的认识。能上则上，不能上则就地休息。人生又何尝不是，人们总是不自觉地画地为牢，在自设的牢笼中难以自拔。其实换一种活法便能从中解脱出来，人一旦摆脱了欲望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便可真正享受人生。苏轼为官几十年，浓厚的书生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官场。中国历代文人中，苏轼的政治遭遇是比较坎坷的，他年少得志，兄弟二人同中进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也对他极力称赞，连仁宗皇帝也赏识有加。踏入仕途后，苏轼不自觉地陷于党争之中不能平静。先是被奸佞小人诬陷入狱，堂堂知州一下子成了阶下囚。经过一年多的审理，最终留得一条活命。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职卑微，俸禄极少。以后又换了些地方，都不如意。六年后，神宗驾崩，高太后执政启用旧党，苏轼奉诏进京，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连升数级，还当了哲宗皇帝的老师，一时恩宠有加。然而等到哲宗亲政，革新派得势，罢黜元祐党人，把他贬到惠州、儋州，一贬再贬，远离政治中心。在儋州，他以六十余岁的高龄过着“日啖薯芋”的贫穷生活，幼子夭亡，侍妾早逝，终于等到了雨过天晴，徽宗即位，赦免元祐党人，六十六岁的苏轼遇赦北归，却死在路途之中。在死后的七十年里，他又不断获得赐封殊荣。纵观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生。身前历经坎坷，死后备受殊荣。
然而，苏轼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乐观、上进、积极进取。他身处逆境，却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身在宦海，却能做到“身仕心隐”。我们经常说“身不由己”，其实心灵的自由是可以保持的。苏轼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仕途中保持自己的本色和心灵的相对安宁。苏轼自己也说过:“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可见在他眼里名利都是虚幻的东西，过分沉溺于此，必定会迷失自我，最终受其束缚而难以自拔，他要像庄子一样过一种逍遥的人生，在人生中把握生命的真谛。
苏轼鄙视世俗名利，但并没有抛弃社会，而是在深刻地认识社会之后，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能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事物。就像大海会起波澜一样，官场永不平静，面对官场的矛盾和生活的坎坷，苏轼是这样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