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的体例、编排、形制、流传等情况，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随着近百年来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学界对古书的认识更为丰富。早年的王国维、余嘉锡、劳榦、马衡、陈梦家、钱存训等先生，近年的李零、李均明、汪桂海、张显成等先生，都先后对古书以及与古书密切相关的官私文书的许多问题作过十分精彩的探究和论说。但关于古书的书写格式，似乎还可再作探究。
古人的书写习惯
所谓“书写格式”，是指书写习惯。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是自左向右书写、从上往下移行，是为横行。我们古人的书写习惯却是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是竖行。钱存训认为：
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毛笔书写的笔划，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只能容单行书写的狭窄的简策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这大概是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
劳榦在为此书所写的《后序》中特别提及这点，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认识：
对于中国书法的行款问题，在本书第九章中，存训先生曾经提到中国文字的排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原因，和右手有关，是十分确切的。如其再找一下书写和竹简的关系，就更为明白。因为书写时是左手拿简，右手写字，一般是一根简一行字，并且为着左手拿简方便起见，空白的简是放在左边的。等到把一根简写完，写过的简为着和空白的简不相混，也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更由左手拿着的简是直立的，而一般人手执细长之物是与人指垂直的；于是中国字的行款，成为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了。
两位先生都将这一书写格式的形成归因于简的使用以及左右手在书写时的配合。李零在谈到简文书写一般为竖行左行时，括注称“古人以左行为顺势，右行为逆势”，从观念的角度作了解释。
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竹木简之前，西周时的金文的排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殷商甲骨文的排列，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而在左右行的问题上，有的是从右向左，有的则是从左向右。如以右行为逆势，何以在占卜这样的活动中，会选择逆势右行来刻卜辞呢？
在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中，自上而下是基础，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都是由自上而下这一点来决定的；只要是从上往下书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由上而下移行的可能性。换言之，远在殷商时期，人们的书写习惯就已是从上而下书写了。但是，甲骨文是刻写在龟甲上的；龟甲不同于修成一条一条的竹木简，它是成片的，从刻写的技术角度和方便角度来说，横行刻写与竖行刻写恐无太大差别。那么时人纵向书写的习惯是何以形成的呢？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用于书写的材料呢？
书写习惯跟书写材料有关
目前虽然尚无实物发现加以证明，但亦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已有“册”字，象竹木简编联之形。于是，有学者指出殷商已有竹木简册。西周金文中的“册”，亦指简册。据陈梦家的研究，西周的册命之制，是先将王命写在简册上，当庭宣读，然后再铸到铜器上。其时王左右有两史，一执简册，一读册命之文。所以，铜器上的王命就是预先写在简册上的册命的迻录。可见，西周铜器上文字的由上到下、从左向右，是据简册而来。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殷商的甲骨、西周的金文，并不是当时书写的惟一载体，甚至不是主要的载体，而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并不存在从甲骨、金文、石刻到简牍这样一个依次发展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诗经》等早期典籍，并不是靠甲骨文、金文保存、流传的。人们平常用于书写的，绝不可能是甲骨和铜器。当时即使没有私人著作，至少也有史官的记录；加上数量更多的官私文书，参以其后出土的大量简牍，我们认为当时用于书写的主要应当是竹木简。
从书写的角度看，简册与甲骨、青铜是同时并用的；当时人根据他们的理解，用不同的书写载体来记录意义不同的内容。不仅如此，在书写格式上，日常用作书写载体的简册，影响了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甲骨、青铜。换句话说，作为书写载体的简或简册，在时间上要早于甲骨、青铜。
因此，古书的书写习惯是由人们日常主要使用竹木简书写所造就的。这一点，钱、劳两家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何以使用竹木简书写就会造成人们自上而下（而不是从左到右）地书写、从右到左（而不是从左到右）地编联呢？劳榦认为从右到左的排列，是书写者为了使写过的简与空白简不相混，“就左手一根一根的向右边推去，并且排好。在这种情形下排出的行款，总是写好的第一根简在最右，以次从右排到左”。但是，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给简编号的方式解决。我们也的确见到了这样的实物，如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每支简的背后都有编号，共有廿六枚简，顺序编为第一至第廿七（中间缺第十五）。
在纸发明以前，人们日常用于书写的主要是竹木简。
就目前所知，在纸发明以前，人们日常用于书写的主要是竹木简。在书写时，未必是左手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