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可一世的时刻。等到历尽人生悲欢之后，往往幡然醒悟，开始对以往说过的话、干过的事进行“矫枉过正”式的修正。如若把握不住激动的情绪和悔恨的冲动，容易走向极端的另一面。现实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苏轼在这方面是否有过火之嫌，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北宋嘉佑八年(1063年)，26岁的苏轼已是京城知名的才子，在当时所写《韩愈论》中，苏轼尖锐地评价说：“圣人之道，有趋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实而乐之者……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又在《扬雄论》说，“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与众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韩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这两段话中，苏轼对韩愈的儒家思想以及韩愈对人性的理解都有针锋相对的质疑。这其中的道理相当复杂，韩愈与苏轼像两个辩论高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以明确的是，苏轼否定了韩愈个人最“标榜”的部分思想。
到了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55岁的时候，潮州（今广东潮州市潮安区）知州王涤重修韩愈庙后，请苏轼写了这篇被人称“千古奇观”（南宋学者黄震、清人吴楚材、吴调侯语）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其中的经典论断“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被后世当成评价韩愈的最经典的句子。
这句话还不是这篇文章最使劲的话，开头第一句话才震撼人心。苏轼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自然是指韩愈。如此来看，二十六岁的苏轼与五十五的苏轼，对于韩愈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这篇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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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第一段是全文的铺垫，苏轼一些文章开头气势宏大，说的都是天地、天下之类的词，用的都是远古时期的故事，并且擅长巧用经典，把经典句子、典故化用为个性的语言，为全文服务。以下便是例子。
即“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说一个普通的人如果成为百世人的榜样，说的话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样的人的品格往往是非同凡响的，好比天地孕育万物，关乎到国家盛衰问题。所以，他们的出生是有来历的，去世的时候也是会留下巨大作为的。
苏轼先举了三个例子：申侯、吕侯分别是周宣王和周穆王时期的肱股大臣，具有较大影响力，后者更是修了西周极严密的法典《吕刑》，据说这两人是上古传说人物“四岳”（一说为唐尧四个诸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一说为一人）的后人。
此外，殷商高宗武丁的大臣傅说（yuè）死后成为了天上群星之一。据《庄子·大宗师》说：“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值得一提的是，申侯、吕侯两人还有显赫背景，申侯其女原为周幽王王后，吕侯传为炎帝后裔，不过傅说出身奴隶。苏轼由第一句话出发，认为围绕他们三个人身上的传说不完全是诬说。
这三个人的例子未必有后面一个例子更具说服力。《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苏轼对于这“浩然正气”（指刚正至大的气概）也十分推崇，于是大谈之。
他认为这种“气”在平常事物之中，又充满于天地之间。如果有人遇到它，即便是王公贵族也会失去尊贵之气，晋楚这两个富有的国家也会黯然失色，张良、陈平这两位运筹帷幄的西汉谋臣的智慧会不值一提，像孟贲、夏育这两位战国勇士的武力会淡化，张仪、苏秦这两位战国纵横家的辩才也不在话下。
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排比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浩然正气不依靠任何的外力而存在，人类生死与它无关。它们在天上就化为星辰，在地上就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成为鬼神，在世间又可以变成人身上的一部分。
这是颇夸张玄妙的一段话，强调孟子身上的浩然正气正是“参天地之化”的表现，并使世间财富及人性光彩变得黯淡。当然，苏轼认为这是不奇怪的。
为了使得文章不流于平淡，有一定气势和较奇特的趣味，苏轼对于传说和夸张事物奉行“拿来主义”。这和司马迁的处理办法，韩愈的《获麟解》、《祭鳄鱼文》等作有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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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主角的出场。相比于申侯、吕侯、傅说、孟子，主角韩愈的经历可能可以更好诠释苏轼在文章开头谈及的观点，因为有背景、有细节、有结果，生动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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