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人治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具体治水的方法在不断变化，但疏堵结合、注重实践的核心理念几乎不曾改变。
俗话说“治水如治国”，中国作为一个傍水而生、水流丰富的国家，自古至今治水防灾都是头等大事。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都江堰工程的美谈，再到明清几代帝王倾力整治黄河水患，反映出治水问题的重要性。水灾作为“天灾”之一，是不可能避免和彻底根除的，但历史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和智慧，可为今天我们防治水患提供借鉴。
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治水的呢？
由“堵”到“疏”：古代先民的治水智慧
说到治水，国人最熟悉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这也是我国最早记载且可考的一段治水佳话。《山海经》中记载“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无功而返，被舜帝赐死，鲧的儿子大禹接替治水，历经十三年开山引水，筑堤导流，最终成功。《尚书》中，大禹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治水思路：“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赋治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宋赵伯驹《禹王治水图》
时至今日，大禹治水是不是真的还存在争议，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先民就已经产生了极为先进的治水思想，那就是改堵为疏，引水分流。在鲧用息壤（土地）堵水失败后，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先是考察各地地貌，继而疏通江河，开通沟渠，用此法取代了以往堵水的单一办法，改被动为主动，成功解决了黄河水患。
此后一直到先秦时期，古人治水的重点明显从“治理”变为“防治”。西汉时治理黄河的贾让就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各国都修筑了许多黄河堤防，春夏两季引黄河水灌溉农田，既能防洪又能支援农业，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公元前651年，“九合诸侯”之齐桓公在葵丘与多国君主会盟，订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命），其中一命便是“无（勿）曲防”，也就是各国不准修建损人利己的堤防。所谓“损人利己”，就是指上游利用堤防泄洪导致下游淹水。会盟各国专门将这一项纳入五条盟约之中，可见春秋时期的堤防工程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部分，人们对堤防工程的作用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兴修水利：古人治水的根本策略
战国末期，铁制农具出现和航运发展，使得国家生产力有了快速提升，进而促进了更加宏伟、高效的水利工程产生。此后秦汉一统天下，大一统的王朝为修建水利、整治水患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水利工程，成为古人治水的中流砥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位于广西的灵渠，以及位于“天府之国”成都的都江堰。
桂林灵渠风景区
灵渠修建于秦始皇时期，于公元前214年通航，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此后又经过多个朝代的修理补充，整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等许多部分组成。其中铧嘴用于分水，大天平、小天平和堰坝用于拦水，水涵用于灌溉，所用原理与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完全相同，却比巴拿马运河早了两千多年。此外，灵渠沟通了湘水和漓水，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除了防水、灌溉之外，还起到了方便航运、加强南北往来的作用。
除了灵渠外，在古代水利工程这顶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当属“千古一堰”都江堰。自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以来，成都平原从“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旱涝频发之地逐渐变为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主体分为三部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其中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排沙，宝瓶口调节水流并引流灌溉土地。直到今天，都江堰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都江堰示意图
秦朝以后，历代王朝都注重兴修水利。关中的郑国渠、隋唐大运河以及元朝的京杭大运河、新疆的坎儿井（井渠）、滚水坝等等，都是古代水利工程的代表。在治水理念上，古人经历了“由避到堵”“由堵到疏”“由疏到导”“由治水到治沙”，水利工程在其中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例如明代利用“束水冲沙”（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原理建造的“滚水坝”，便是在治理黄河淤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整治黄河：跨越千年的努力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这位“母亲”有时并不温柔和顺，甚至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梦魇之一。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黄河改道有26次之多，泛滥决口更是多达1500余次，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然而，古人对治理黄河的执念亦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虽未能彻底根治黄河水患，但其中治河的许多经验，在今天仍能为我们治理黄河提供借鉴。
黄河改道示意图
（1）贾让三策与王景治水
在黄河治理上，第一次有可靠记载的大型工程是战国时期齐、赵、魏三国共同修筑的50里宽的河堤，此后黄河平静了近三百年，直到西汉时期又开始不安分。汉武帝时期，黄河流域几乎每年夏季都会水泽千里。西汉绥和二年，黄河再次决堤，刚刚继位的汉哀帝刘欣决心整治黄河，在被皇帝面询后，贾让脱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