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其曲折而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虽历经磨难，然自强不息，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许多为世人所景仰的奇迹。中国明清古典家具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饮水思源，中国明清家具的辉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是中国几千年古典家具文化积淀发酵的结晶。因此，我们在描述中国明清古家具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要的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家具发展史。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商周时期当为家具的初始阶段。众所周知，中国在商周时期便已进入了著名的青铜器时代。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人们很迷信，多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希望寄托于上天的佑护。因此，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祭祀活动便占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礼器，自然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实，有些礼器虽是青铜的材质，但已备早期家具的雏形。比如，这一时期的“俎”和“禁”，就分别代表着用来宰杀牲畜并置放“牺牲”的案子及放置酒器的台子。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为席地而坐，家具制作非常简陋，日用器物兼有家具的功能。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也提高很快，出现了像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冶金技术的进步，使炼铁技术得到快速发展。锯、斧、钻、凿、铲、刨的出现，使木材加工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变革。
这一时期家具总的特点是呈低矮型，出现了完整的供席地起居的低矮型家具。家具较低矮，无固定位置，可根据不同场合而派作不同的陈设。家具的功能性不断加强，同时兼有礼器的功能。漆家具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家具，除了沿用传统的漆绘、油彩、针划、贴金银箔、镶银等工艺外，还出现了戗金、堆漆等工艺。有的家具漆饰后，还配以鎏金铜饰件，显得更加华贵。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家具的类型还比较简单，主要的家具品种就是几和案。由于当时人们还习惯于坐或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矮。床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起居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从河南信阳关出土的彩绘大床上，我们似乎隐隐约约还能看到当时楚国家具制造的某些特点。屏风的出现，至少不应晚于床。因为，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使用屏风的记载。
秦统一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使秦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比如说，规模庞大的阿房宫，就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遗憾的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当年的辉煌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去想象当时的盛况。
汉人的起居方式依旧是席地而坐。室内家具的摆设，自然以床和榻为中心。这时候床的功能，已不仅仅是可供睡眠的场所，更多的是人们用餐或交谈的所在。这些场景，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都有记载。其实,床与榻并不是一个概念。床不仅高于榻，而且应比榻宽些。即如床上的帐幔也有其特殊的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既美化了居室，又彰显着主人的身份。几在汉代则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们只能用木几或竹几，不可错乱。案的作用也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案既可作为饮食用桌，又可用来放置竹简，以便伏案写作。
随着与西域各国交流的增多，古代中国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胡床就在此时传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形如马扎的坐具，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竟被我们的祖先发展成可折叠的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胡床的引入，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席地而坐”还是魏晋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固有的习惯，那么，至少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方各民族交流的增加，新的生活方式已逐渐传入中国。方便舒适的“垂足而坐”，遂为中国人所接受。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出现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时期，史书所载局面多为政治混乱、战争不断，但这一期间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是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涌现出了陶渊明及“竹林七贤”。佛教的日益兴盛，极大地加快了寺庙的建设步伐。而寺庙中所陈设的用具，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遗憾的是，截止目前我们还无法看到当时的家具实物。不过从大量同时期的壁画、石刻上，我们发现至少在唐代，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就已大量出现。而在家具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多少都与佛教有关。
隋朝是短命的，仅仅维持了37年。即便是在家具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东西。家具的真正繁荣是在唐代。长时间的战乱，使人们的生活热情在和平降临后空前迸发。在“贞观之治”和其后的“开元之治”期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而为唐代家具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指明的是，唐代的家具虽然浑厚、丰满，尤其是豪门贵族所使用的家具，在装饰上华丽无比，出现了复杂的雕花、大漆彩绘，但工艺技术和品种方面则变化无多。从唐代敦煌壁画上，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之外，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