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角度看历史
一般来说，历史课堂对于“治世”的讲述大多遵循正史描述，如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4“古代中国的政治家”中对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介绍就用了以下几个关键词：选贤任能、虚怀纳谏、励精图治、文德治国及促进民族团结、开放的对外政策等。依此讲述，历史课堂会呈现一个积极作为的古代帝王形象，即“大唐盛世的奠基人唐太宗”。但同时，这种描述难免会有一些“高、大、全”的光环。因为唐太宗德才兼备、具有“圣君”气质，所以才会出现“贞观之治”。于是慢慢地，“治世”与“圣君”互相依衬、互为成就的模式会出现于历史教学中。那么，有没有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呢？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讨论，以与各位老师商榷。
根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实际上非常介意即位的合法性问题。虽然对于史官如实记载武德末年谋杀兄弟、夺取王位一事他表示可以接受：“若有不善，亦欲意味鉴戒，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以维持自身一贯的“开明”形象。但同时他坚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告诉史官这是一种类似于为天下谋利而杀亲的义举：“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更重要的是，在辩护的同时强调“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言下之意，史官的记录不要过于冗长繁杂，不要深究与即位有关的细枝末节。直接一点说，史官不应该记述“玄武门之变”。
由这段记录，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观察唐太宗的角度：因为对自身即位合法性的忧虑（杀害有继位合法性的太子获取权位），同时也为平复臣子的疑虑及昭告天地诸神，李世民要竭尽全力、创建前无古人的“文治武功”来为自身正名一一他是符合天意、德配其位的王者而非篡位之徒！
所谓“文治”主要体现在内政上，这里强调两点：
其一，制礼作乐，树立威严。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等依照隋礼作《贞观礼》。先秦时代的“礼”大多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施行，用以区别长幼尊卑、贵贱上下，同时也规范人们的行为。比如丧礼，根据与逝者关系的远近不同，人们的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總麻之别，亲疏高下立见。同时，因为穿着丧服，所以不能“听乐”，对自己的行为态度要有控制，即《荀子·哀公》所言“齐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2例如祭祀，天子祭天地，代表至尊，而庶人只能祭祖，强调的是不同。“乐”则是祭祀时大家都唱一样的歌，强调的是血缘族亲认同。这就是古人所云的“礼求异、乐求同”。但在秦之后，“礼”不再是温情脉脉的家族内部规矩，而开始具有杀气与“法”的气质，其最主要功能是维护皇帝尊严。唐太宗之“贞观礼”，自然少不了隆重的祭天、祭祖仪式（新增天子上陵、朝庙、大射等内容），但同时需关注这些规定：
在君臣界定上，一方面突出“君”的唯一，如参照圣君周文王所为，“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规定“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3]世民，这是至尊的“名”，需要以“礼”及法的形式标注出来。另一方面加强“臣”的整饬，贞观四年下诏：“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4通过服饰区分官员等秩，不可逾越。
在贵族群体的界定上，李世民洗牌了重要的社会阶层。贞观六年（632）作《氏族志》，贬抑崔、卢、李、郑等传统大族，将李唐新贵置于首位，以重新设定族群的尊卑。同时，李世民整肃婚礼形式，主要针对魏普大族，改变其嫁女“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的习俗。此外，以宗室带头示范的方式强化“尊亲礼”。贞观六年（632）南平公主下嫁礼部尚书王珪之子王敬直，“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5遵守并完成传统的“妇见舅姑”礼仪。
其二，掌控对经典的解释，统一思想文化。唐太宗在平定天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塑对经典的解释。他召集了杜如晦、房玄龄、陆德明、孔颖达等名家，于贞观十六年（642）完成《五经正义》定稿。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意味着唐太宗已经在传统思想领域获得制高点。只不过强大皇权的弥漫也使得思想失去了自由的空间，“令以《五经正义》为登第科目，故经说一定，争端以绝，或惟有以暗诵《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思想领域“盛世的平庸”现象随即出现。
再来看“武功”。对外军事方面，唐太宗开疆拓土、平定四夷，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从贞观四年开始一直到贞观二十一年，基本实现对西域北疆及辽东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太宗拥有众多投诚并任职高位的异族将领，他们在军事作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仅以二例简要说明。
阿史那社尔，贞观九年（635）率部投奔，娶衡阳长公主，官拜镇军大将军；先后参与对高句丽、薛延陀、龟兹、于阗的军事行动。契苾何力，贞观六年（632）归降，历任左骁卫大将军、昆丘道总管等重要军职，在对吐谷浑、高昌、西突厥、龟兹等战争中表现神勇，高宗时获封凉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