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而稍晚出现的北曲杂剧则使中国戏曲进入黄金时代。北曲杂剧是在宋、金杂剧和院本的基础上，融合北方流行的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的营养，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戏剧形式。元代的北杂剧又称元杂剧。它展现出波涛滚滚、云蒸霞蔚的景观，不愧是宏大壮美的人类文化奇迹。“汉文，唐诗，宋词，元曲，各绝一时。”(《盛明杂剧》序)元曲是一代文学艺术的代表，它包括剧曲和散曲，又以剧曲——即杂剧为主。
元杂剧是戏曲艺术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又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人文诸因素息息相关。元代统治黑暗而野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激烈复杂。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下，各民族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东北、西北的各少数民族，第三等为汉人，主要是北方的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即南方的汉人及西南各族人民。蒙古人享有种种特权，他们打死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凶手不偿命，只罚出征，免罪免刺字。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和南人施以峻法苛刑，实行里甲制，严禁集会、结社、田猎、习武，不许收藏武器，甚至不许祈神赛社、夜间点灯。元朝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贪官污吏遍地都是，冤假错案接连不断，加上水旱天灾，酿成民不聊生、动乱不已的局面。这样的社会现实，为元杂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来源。
戏曲是综合艺术，它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元代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局部繁荣是导致元杂剧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连年战争的摧残，中原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受到严重破坏。但是，蒙古贵族阶层为满足奢靡的生活，将大批工匠拘集到都市和城镇，并设置官营作坊和管理机构，强迫他们生产军需品和奢侈品。大量因战争而流离、因贫寒而弃家、因失地而转徙的黎民百姓也都涌向城镇谋取生计。当时的大都(今北京)是闻名中外的大都市。“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马可·波罗游记》)此外，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也很繁华。这些城镇便成为元杂剧的基地和中心，在险恶、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大批演员、观众和活动场所。
元朝灭金以后，仅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近80年不兴科举，堵死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仕途。文人们不得不放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闭式生活，走向社会谋生，到下层人民中“厮混”。传统的诗文难以反映耳闻目睹的现实世界，精雅的吟唱怎能排遣和抒发深广的忧愤？于是，他们和民间艺人一起，共同创造了许多有真情实感、适于演出的杂剧。
元杂剧不同于唐、宋时期即兴的滑稽表演和结构松散的短剧，它从根本上扭转了宋杂剧以嬉戏娱乐为主的倾向，使戏曲走向真正的成熟。元杂剧有着独特而崭新的体制，严格而富于变化的音乐结构，这种音乐结构主要是受了说唱文学唱赚和诸宫调的影响。唱赚可以在同一宫调里任选若干曲子，组成套数，以演唱故事。经过张五牛的改革后，表现能力越来越强。诸宫调相传是北宋泽州民间艺人孔三传所创，它可以根据内容和情节的需要，把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联缀在一起演唱，既克服了唱赚音乐的单调，又丰富了内容、增加了长度，为元杂剧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影响。
元杂剧的基本形态是四折一楔子。折，大体相当于现代戏剧的“幕”。从内容来看，一折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每折内容一般都有个中心。从音乐来看，一折之内是一支完整的套曲，一个相对独立的音乐单元。元杂剧各折使用的宫调，大致有一定格局：第一折多用仙吕宫，第二折多用南吕宫，第三折多用中吕宫，第四折多用双调。当然，也会根据剧情有所变化。每折之内，同一宫调的一套曲牌也有大致的次序，曲牌可重复使用，叫做“幺篇”。元杂剧实际使用的宫调(古代使用的乐曲调式)共九个，即：正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每一宫调常用曲牌大约一二十个。
楔子，原指插入木器的榫头，可使木器衔接得更牢固的木片。引申到元杂剧中，就成了使剧本结构更加完整、紧凑的短小开场或过场戏。放在开头，能起序幕作用。置于剧中，有承上启下的功能，成为全剧有机的组成部分。楔子数目不定，可用一个，也可以用两个，有的剧则不用，完全根据需要来定。
元杂剧绝大多数是四折一楔子，也有少量破例情况，如关汉卿《五侯宴》是五折，《秋千记》为六折，《西厢记》五本21折，《西游记》竟达六本24折。为概括全剧主要情节，点明人物故事，元杂剧还有“题目正名”，一般是两句或四句韵语。有的放在剧本开头，有的放在剧本末尾。放在前面是为了介绍剧情，放在后面是对剧情进行总结，都能起到宣传广告的作用，为的是招徕观众。
元杂剧由唱曲、道白、表演三个部分组成，其演唱形式十分独特，大都由正旦或正末从头唱到尾，叫做“一人主唱”。正旦主唱的剧本称为“旦本”。正末主唱的剧本称为“末本”。这种演唱形式显然是从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借鉴或衍化而来的。王骥德《曲律》指出：“北曲仅一人唱”，“一人唱则意可舒展”。歌唱是塑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