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实施路径探析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中学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中以学生为本的课程意识不断加强。这一合作形式也得到国家的重视。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中指出：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开发一批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和课程。[1在学界研究方面，学者宋娴将馆校合作定义为：“博物馆与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同时，宋娴根据馆校合作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将馆校合作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2基于此，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具有先进的理论支撑和鲜活的实践意义。校本课程开发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环境分析模式是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较为适宜的模式，它由斯基尔贝克提出，包括了分析环境、拟定目标、构建课程方案、解释与实施、追踪与重建这五部分。[3在本文中，笔者着重于课程实施的环节，结合馆校合作参与者的数量、活动场地的范围、合作持续的时间和产生的影响这几个方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分析不同合作层次下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施路径。
一、微观层次：个体与个体的合作
微观层次下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合作，即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和历史教师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的灵活性强，在课程实施中能够利用文物针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地聚焦和分析，对博物馆管理人员和历史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广州市执信中学刘琴老师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曹霞老师共同开发的校本课程《朱执信和他的时代》就是典型的代表。执信中学历史悠久，校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先生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执信中学的刘琴老师是历史教育名师，有多年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经验；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综合以上分析，执信中学和辛亥革命纪念馆两位老师合作进行微观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具备良好的前提条件。
《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由十个部分构成：东渡、中国同盟会、论战、马克思主义、法政学堂、会党与新军、黄花岗起义、民军与光复、中华革命党、援闽粤军，借助史料研习、实地参观、汇报这三种主要形式实施课程。实物是进行史料实证的依据，但是实物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大，需要教师结合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如在课程实施中，借助中国同盟会入会证书这一份文物，学生结合“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一中国同盟会的资金来自哪里？一你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性质是什么？一你对中国同盟会有什么认识？”这条问题链，通过小组合作梳理同盟会发展的历程并分析其历史地位，掌握提取文物信息的技巧。此外，课程实施中还策划了实地参观。学生在学习单的指引下，从展览的构成、博物馆选用的文物、文物的外观、功能、价值等角度，或观察实物直接得出结论，或通过不同类型的史料（文字和实物）相互印证得出结论，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史料实证的魅力。
二、中观层次：单位与单位的合作
中观层次下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博物馆和学校作为独立的组织主体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下，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学校教师集思广益，利用丰富的资源，开发出形形色色的课程群，具体可以分为单一合作和“伞状”合作两种方式。[4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与故宫博物院属于单一合作的方式，即学校和博物馆单线合作开发校本课程。馆校双方基于首都文化中心的核心定位，构建以故宫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群。[5故宫课程群从学生能力发展水平上分为基础、拓展和融合三个层次，从涉及的课程知识内容上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艺术与审美、生活与健康四个领域，形成了23门课程。在《故宫历史》、《故宫中的历史文化》、《故宫中的书法》、《故宫与中华文化》、《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等历史校本课程中，以历史学科课程为生长点，以故宫资源为载体，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有序衔接、特色鲜明。
中观层次的“伞状”合作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博物馆主导下的“伞状”合作、学校主导下的“伞状”合作两种模式。（如图1所示）博物馆主导下的“伞状”合作指的是一个博物馆和多个学校合作共同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各中学开发的各类课程属于“伞状”合作。湖南省博物馆在馆校合作中立足楚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并存的定位，与长沙一中、雅礼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第六中学开发课程群，利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资源开展教学和体验活动、策划书写竹简活动、排演楚汉争霸历史剧、重返考古现场、探秘长沙窑等多种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学校主导下的“伞状”合作则与之相反，指的是一个学校与多个博物馆合作，共同开发历史校本课程。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四中聚贤中学的《发现广州》课程便采用这种方式。该校以“感受广州古城的历史与魅力”作为目标开发课程，精选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