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模样
父亲的面容，我至今记得不甚清楚。并非我健忘，而是他向来少在家中，偶尔归来，也总是风尘仆仆，面目模糊。他是一名铁路工人，常年在外修路架桥，回家时总带着铁锈与机油的气味，那气味比他的脸更先进入家门。
幼时，我每每问母亲：父亲何时回来？母亲便指着墙上那幅中国地图，在某条蜿蜒的铁路线上轻轻一点：等火车能从这里跑到那里，你父亲就回来了。我便日日看那地图，看那些代表铁路的黑线如何像血管般在祖国大地上延伸。父亲的模样，在我心中便与那些铁路线纠缠在一起，分拆不开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难得在家过春节。除夕夜，他忽然从旧皮箱里取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整齐排列着二十余枚不同样式的铁路道钉。每修完一段铁路，我就留一枚道钉。父亲说着，粗糙的手指抚过那些冰凉的金属，这条是成昆线的，这条是青藏线的……灯光下，那些道钉泛着冷硬的青光，父亲的眼中却闪烁着异样的热忱。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的脸与那些道钉竟有几分相似——都被风霜打磨得棱角分明，都沉默地承载着千钧重量。
十岁那年，我随母亲去工地探亲。那是在云贵交界处的深山峡谷中，父亲他们的工程队正在架设一座铁路桥。初见父亲时，他正悬吊在百米高的桥墩上，远看不过是一个橙红色的小点。待他下来，我才看清他的模样：安全帽下是一张被烈日烤得黝黑的脸，皱纹里嵌着洗不净的尘土，唯有笑起来时，露出一排与面色反差极大的白牙。他把我举到肩上，指着半空中的桥体说：看，那就是爸爸建的桥！我仰头望去，钢铁骨架在阳光下闪烁着威严的光芒，而父亲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骄傲。
初中时，父亲参与修建的某条铁路通车，上了新闻联播。镜头里，一列火车呼啸着穿过崇山峻岭，播音员正说着天堑变通途之类的话。父亲就坐在电视机前，双手微微发抖。我突然发现，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那是常年负重留下的痕迹。当电视里响起汽笛声时，父亲忽然站起身，走到阳台上点了支烟。我透过窗户看见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孤独又格外挺拔。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模样不只属于我们家，还属于那些遥远的山川与铁路。
高考那年，父亲特意请假回来陪我。每天深夜，当我复习到精疲力竭时，总发现厨房亮着灯——父亲在笨拙地煮宵夜。他系着母亲的碎花围裙，在灶台前手忙脚乱的样子颇为可笑，却又莫名让人鼻酸。有天夜里，我偶然发现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就着月光查看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月光下，那双手像两截干枯的树根，关节粗大，伤痕累累。我突然意识到，这双手曾拧紧过多少螺栓，曾托起过多少钢梁，却从不曾好好拥抱过自己的儿子。
大学毕业后，我执意要去父亲工作过的铁路沿线采风。在秦岭隧道群，一位老工长听说我是谁的儿子后，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可是个了不起的人！九八年洪水冲垮便道，是他带头跳进激流里打桩……他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一群浑身泥浆的工人中间，父亲正扛着沙袋，面目模糊却姿态坚定。我忽然发现，我寻找的父亲的模样，原来早已刻在无数这样的瞬间里——不在相貌，而在行动；不在言说，而在沉默的担当。
去年春节，父亲退休了。他把自己珍藏的道钉全部摊在桌上，一枚枚擦拭。我注意到他的动作已经不太灵活，头发也全白了，但排列道钉时的专注神情，仍与当年给我展示时一模一样。这条是京九线的，香港回归那年修的；这条是青藏线的，缺氧差点要了老命……父亲如数家珍，仿佛那些冰冷的金属里熔铸着他的青春与热血。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道钉上跳跃，也在父亲脸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岁月如何在父亲脸上刻下沟壑，又如何被他的笑容填平。
如今，每当我乘坐高铁穿越父亲参与修建的线路时，总会把脸贴在车窗上，试图从飞速后退的山川中辨认出父亲留下的痕迹。那些桥梁、隧道、路基，无一不是父亲与无数像他一样的建设者用血肉塑造的模样。车窗反射中，我发现自己眉宇间已有几分父亲的神态——或许这就是血脉相传最朴素的证明：我们终将成为父辈的另一种延续。
父亲今年六十有五，背更驼了，但眼睛依然明亮。前些日子他戴着老花镜，认真研究我买给他的高铁模型，忽然抬头说：我们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火车能跑这么快。阳光里，他脸上的每道皱纹都舒展开来，像是铁轨终于抵达了遥远的终点站。
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模样，从来不是静止的肖像，而是流动的风景——在延伸的钢轨上，在奔驰的车轮间，在无数人回家的路上。他的皱纹里藏着隧道的幽深，他的目光中映着桥梁的跨度，他的沉默里响着汽笛的长鸣。这样的模样，或许不够清晰，却足够深刻；不够英俊，却足够伟岸。
人生如逆旅，父亲用铁轨为我铺就了前行的路。而他的模样，早已与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与这个时代的前进步伐融为一体，成为我心中永不褪色的图腾。